香港为何漠视西方民主困境

如果不能打破关于西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迷信,即便当前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公?咨询,也难以返回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指引的正确轨道,遑论最终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目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著名的“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亦译《经济学人》)周刊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传媒不断发表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评论,产生一个新的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术语——“West's political paralysis”(西方政治瘫痪)。最近,《经济学家》在其410卷8876期(2014年4月1日至7日)刊登长达6页的封面专题文章“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民主出了什么事》),指出: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无论西方民主制度的心脏地带还是引入西方政制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包括前苏联成员国和东欧国家,西方民主无论原版还是复製,均遭遇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尽管作者仍然相信西方民主,但是,不得不承认克服其普遍性“毛病”(distemper)决不容易。

这是我迄今读到的西方主流媒体分析西方民主弊端的一篇比较全面而概括的评论,然而,令我不无诧异的是,香港,号称亚洲的世界都市,除了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王卓祺在其一篇评论中点到此文的题目外,竟然没有媒体将之释为中文或者刊登予以评析的文章。

被瞒“重疾”仍欲全盘复製

不了解西方民主制度患了重症,准确地说,对西方政治陷于瘫痪置若罔闻,是香港社会本身已然罹患的一大疾病。事情居然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性:香港社会不仅依然崇拜西方民主,甚至欲香港特别行政区全盘复製,而西方社会却愈益深刻地检讨西方民主。

反对派以“拒中抗共”为宗旨,对西方民主陷入困境採取“鸵鸟态度”是不难明白的。如果他们承认其心目中的“普世价值”在普遍地折磨人类,那么,他们关于“真普选”的种种要求就立即丧失安身立命的根本。

反对派的后台老闆包括外国教师爷,向香港社会“封锁”西方政治陷入瘫痪的信息,也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千方百计欲在香港复製西方民主是为了西化中国政治制度。3月22日,正在香港访问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回答《明报》记者提问时称:“我认为香港早应有全面的民主”(I think Hong Kong should have become a full democracy long ago)。他心目中的“全面的民主”(full democracy)就是西方包括彭定康的祖国英国正在遭受折磨的西方民主。我们有理由要求彭定康对西方民主做认真深入的反思,再决定是否应当将之在香港吹捧和兜售。

“普世价值”迷惑欺骗市民

爱国爱港阵营缺乏应有的理论能力和思想水平,对当前全球金融经济政治结构全面深刻重整所呈现的包括西方政治瘫痪等一系列现象,迄未展开系统分析和批评。反对派及其后台老闆和外国教师爷故意迴避和封锁西方民主正在蔓延重疾,是其政治立场和利益使然,可以揭露之,却不可能要求其纠正。爱国爱港阵营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却要求其本身尽快提高理论能力和思想水平,尽快展开对西方民主的系统评析。

至今,关于香港政制发展尤其如何实现普选,爱国爱港阵营在与反对派斗争中,一直强调必须遵循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反对派一直违背或偏离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固然基于其政治立场和利益,但是,反对派政治主张能够迷惑或欺骗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因为西方民主所谓“普借价值”在香港仍有市场。深入展开香港政改决战,必须在香港社会展开关于“西方民主困境”的研究,并形成相关舆论。

我不完全同意《经济学家》周刊的《民主出了什么事》关于西方民主的分析,但该文关于西方民主主要问题之一是所谓“多数决定”(majoritarianism)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为了争取多数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地位,政党(政治团体)相互攻讦以至于议会难以通过长治久安所必须的政策议案;执政者为维持本人或所在政党继续当政,尽量满足选民诉求以至于福利有增无减、财赤日积月累。香港尚未实现普选和政党政治,但是,经济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已然十分猖獗,难道特区走向普选之路真的是步西方民主正深陷而难以自拔之“覆辙”?

须研“西方弊端”防蹈覆辙

《经济学家》文章承认,那些存在?深刻社会分野和社会对立的发展中国家,引入西方民主后,都陷入社会动盪甚至国家分裂。香港应反躬自省政治基本矛盾无法调和如何推进民主走向普选?

特区政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正在竭尽所能推动对立政治阵营谋求妥协以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不能不指出的是,有关主责官员迄未向社会各界指出西方民主弊端而提醒香港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切不可蹈其覆辙。我不知道原因何在,是几位主责司局长认为没有必要抑或他们自己尚需增加有关认识?

但是,如果不能打破关于西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迷信,即便当前仍在进行的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公?咨询,也难以返回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指引的正确轨道,遑论最终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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