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中环”变秀场失运动意义

香港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 (简称:“和平占中”)开始变味!温和、诚恳的诉求开始让位于激烈与偏执的政治狂热,一场强调理性的、由公民直接参与的关爱香港运动正在滑向暴力的悬崖。许多对“和平占中”抱有真诚希望的香港市民对此心痛和失望。“占中”原本的信念已遭到阉割,激进势力正试图将此变为自我作秀的舞台。事态发展已经表明,这场和平、理性的运动正遭遇某些政治势力的骑劫,与“占中”发起人的初衷渐行渐远。

我们一贯反对激进与暴力,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政治态度和方式对社会的各项发展有积极作用。香港市民有表达自己对任何变革的意见的权利及义务,但无谓的社会激烈动荡和分化将必然事与愿违。圣雄甘地及他宣扬的“非暴力”原则一直受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政治民主人士的爱戴与推崇,“和平占中”提倡者的本意也体现了对这一原则的坚守、推行。此时此刻,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甘地在哪里?“和平占中”的甘地精神在哪里?谁又能够继续相信由激进派主导的“和平占中”会像甘地那样苦苦坚持和平的信念?

激进派骑劫 运动偏航敲警钟

“和平占中”日前举行“全民政改商讨日”,活动发起者声称从15个符合普选国际标准的方案中选择得票数最多的三个作为“民选政改方案”,再供全港市民投票。结果,在2,000多名自己人的“踊跃参与”下,三个性质相似,均包括“公民提名”元素的政改方案最终囊括超过九成的选票成功入围,至于温和派所提出的方案则全军覆没。这或许能让那些支持“公提”的狂热粉丝们感到兴奋,但也凸显出“占中三子”逐渐丧失了对运动的驾驭能力,“占中”行动正面临被激进派骑劫的危险。长期以来,温和民主派在激进力量面前表现出的都是懦弱和胆怯,原本他们亲近中产的政治立场完全可以代表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却因为自己蛇鼠两端,而令激进派的声音在短时间内不成比例地扩大,在泛民阵营中得以迅速窜起。而越是面对激烈挑战,被对方指责是民主的“叛徒”,温和派的行事作风也就越是畏首畏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导致一向标榜力量根源是香港社会温和及中间力量,以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为指导思想的“和平占中”运动,如今呈现在公众眼中的“剧本”与三子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甚至就在投票前一天,戴耀廷仍然估计最后很有可能选出三个代表不同路线的方案,这也正说明事态的发展早已经偏离了民主派中的温和力量在开始筹划“占中”时所设计的航道。

由三位“斯文人”提出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原本是香港中产阶级近年对政治改革诉求的最佳写照。因为运动的构想展现出港人对政改的决心,以及要求选举制度必须符合民意和公平合理的原则,不能够让“一国两制”继续被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者劫持的坚定信念。而运动发起人所提出的主张在政界和传媒引起广泛回响,一度被外界视为避免香港政制原地踏步,让有关普选的争论最终达成共识的唯一基础。然而,经过多轮的“占中”商讨日后,那些对运动抱有憧憬的人们失望地发现,泛民阵营中的激进派完全劫持了理性的力量,他们为了能够主导整个行动,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向戴耀廷等三名主导者施压,一场纯粹是自导自演的“小圈子”公投则让“和平占中”彻底沦为激进势力的秀场,带领运动迈进暴力的深渊。而温和民主派未能如预期一样主导政改的辩论,反被激进派挤到“靠边站”,无疑给那些寄望借助这场运动重新整合民主派,理性表达自己对2017普选诉求的港人敲响了警钟。

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曾经表示,“占中”的目的是“用运动带动政治文化”的转变,透过对抗产生的张力,让大家重新回到谈判里。他也强调“占中是为了不占中,重视民主的商讨,透过讨论的过程,希望找到解决纷争的方法”。诚然,这样的愿望的确很美好,但任何美好的理想都应该配合积极的组织能力,否则理想就会成为幻想。当活动组织者无法保证“占中”不会失控演变成暴乱时,他根本没有资本向公众作出美好的许诺,因为那将只会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当“占中”所吸引的全部是政治光谱中最激进的一群人,他们的行为充斥着对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破坏,乃至把温和泛民针对政改提出的“妥协方案”视为最大的敌人时,戴耀廷等活动组织者除了默认事实之外又做过些什么呢?须知道,“占中”的想法在提出时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以最和平、最理性的方式促使现有制度更合理化的运动。因此,当这个被公众期望能让香港免受新一波政治冲击的行动有可能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大的冲击时,“占中”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合理存在的土壤。

坚守信念 圣雄甘地引“占中”路向迷思

值得留意,“占中”支持者当中的许多人将圣雄甘地奉为偶像。甘地一向崇尚和平非暴力,他认为暴力所激化的偏见与恐惧,反而会强化压迫者的力量,暴力革命的过程无助建设正面的治理力量,并相信民众以安静庄严的态度面对苦难,必然能唤起压迫者的良心,而降低镇压行动背后的敌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在甘地领导发动的“食盐进军”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香港,“和平占中”的其中一位发起人陈建民在决定组织行动之初确实也曾有过这样的憧憬——“当有一天我们走进中环的马路中间,应该是安静庄严、不与任何人有肢体冲突;参与者要主动投案、在法庭不作抗辩,接受法律制裁。行动的重点不是要瘫痪中环,而是透过自我牺牲,唤醒各方对现时不公义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抗,和表达对这座城市前路的深切关注。”然而,这次的公投令泛民阵营的内讧愈发明显,激进派大肆攻击温和派“没有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选”,全力动员支持者投票给立场最为激进的两个方案;而温和派就扬言不会参与全民电子公投,对“占中”投下不信任票时,“占中三子”也只能无奈接受。此时此刻,在香港社会中弥漫的只有浓烈的斗争气息,在民主派内部震动不断,各党派之间互信基础严重丧失的情况下,似乎早已没有人记得甘地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者又如何能将“占中”引向当年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轨道上呢?

“和平占中”的设计蓝本让人们期待这应该是一场富有思想、重视理性、欢迎不同意见讨论的运动,而运动本身温和的性质及其追求的理想,让其在很多民众心目中占据了道德高地。但也正因如此,“占中”更容易被激进派利用,成为他们与温和民主派较量的另类“平台”。“长毛”梁国雄甚至毫不讳言,他们不惜运用“种票”的手段来踢走所有的温和方案,让市民只可以从三个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选择”一个。身为一名民主派成员,这样荒谬的言论明显违背了民主的要义,在批评建制派进行“筛选”的同时,自己又何尝不是赤裸裸地“小圈子”选举呢?而令人更加扼腕叹息的是当整个运动面临变质的危急关头,诸如戴耀廷、陈建民这样以甘地自居的领导者,早就不愿坚守当年甘地的苦行观,甘愿背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被激进派所“绑架”。而一句“投票是‘占中’群体的内部决定,不代表香港全体民意”,显然不能够掩盖整场运动已逐渐远离正义的事实。

另一个活动领导者们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以“学民思潮”为首的一班香港学生在“占中”行动商讨的过程中表现相当“积极”,他们甚至扬言要在今年的“七一”游行后就提早发动“占中”。这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在政改议题上扮演了“公民提名”急先锋的角色,而这也让他们所提出的“学界方案”在此次“小圈子”投票中名列榜首。这些民主运动的新生代之所以会有如此进取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不久前落幕的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鼓舞,他们羡慕台湾学生可以“说占就占”,于是极为高调地邀请台湾学运领袖林非帆来港“贡献智慧”,俨然将其奉为“占中”行动的军师。然而,熟悉台湾历史的人不会不清楚,台湾的学运历来与“台独”势力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学运领袖更是与绿营的大佬们过从甚密。“学民思潮”如今要将在台湾上演的一幕复制到香港,势必会令人产生香港学生迈向“港独”深渊的忧虑。虽然,香港与台湾的社会状况有所不同,港人目前这种忧虑尚且不深,但“占中”的领导者,乃至整个社会绝对有必要重视。唯有如此,才能让他们今后从与学生沟通的方式去认识问题,而不是再用八股的方法将学生推向另一个极端。

中环非秀场 领导者宜重思运动定位

“占中”的领导者们需要知道,中环是属于全体香港市民的,如果“和平占中”是一场充满正义性的公民不合作行动,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公民都能自觉自主地参与民主,告诉社会民主普选不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权或专职,相信多数港人不会介意去承受运动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便,以至是消极影响;但是相反,如果这只是一个由激进派政客所主导“小圈子”运动,唯一目的就在于对抗中央,那么就请不要占用全体香港市民的中环来开你们的政治派对。中环是香港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不应该沦为少数无知政客的秀场,更不应变成一小撮激进分子肆意劫持众多理性港人的“绑架乐土”。

从政者不能“只取不舍”。毋庸置疑,“公民提名”的确是每位泛民人士最喜欢,也最满意的方案。然而,在中央已经表示明确反对,甚至连深受香港市民信任的大律师公会都认为方案不符合《基本法》的情况下,这绝不应成为民主派的底线,更不应该成为泛民阵营中的“唯一共识”。“和平占中”运动理应是温和民主派在夹缝中生存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逼迫香港政府和中共对2017特首选举进行严肃和透彻的讨论,在政改中扮演具建设性的角色。可以说,“和平占中”本来是温和民主派对香港政府和中共在2017普选制度如何设计缺乏信任的反制手段,但如今这一运动却成为了激进势力对温和派的制约。他们通过“占中”的平台,夺去了泛民内部话语的主导权,立志要“拉倒”政改,这不仅让情势很难有回旋余地,也令“和平占中”由最初设想中普选的敲门砖逐渐沦为政改的绊脚石。

事到如今,“和平占中”的领导者中能否有人延续甘地的精神,勇于挺身而出与激进派“割席”,将是让整场运动重回正轨的关键。正如香港市民不会容许建制派的政客“搏懵”,企图延误普选进程一样,他们亦不会希望自己心中圣洁的公民运动被少数激进势力绑架,成为这些人有意刺激中央,“搏出位”的工具。其实,多数港人对于2017年普选特首的立场已经很清晰,这是他们对“和平占中”抱有真诚希望的原因,也是这场运动需要甘地式领导人物的理由。而对于“两授一牧”三位学识渊博的发起人而言,在“和平占中”彻底变味之前,是时候重新思考行动的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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