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占中”游行普选崩盘

数万人周日在香港冒着烈日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一个亲民主运动的反对,该运动威胁说,如果政府不开放选举当地最高领导人的提名过程,将让亚洲这个最大的金融中心陷于停顿。

在计划的游行开始前的下午过半,示威者络绎不绝地来到维多利亚公园,这次游行与亲民主人士在7月1日组织的集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周日游行的参与者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许多都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们大都以大陆家乡、学校、或在某些情况下雇佣机构为单位组织成队伍,从他们统一穿带的T恤和帽子上很容易识别出来。

他们在讲话中也经常使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治词汇。投资顾问吉蒂·黎(Kitty Lai)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她穿着带有“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标志的橙色T恤和棒球帽,福建是与台湾隔着一个海峡的大陆沿海省份。她说,关闭中央商务区会造成混乱。

现年50岁的黎女士用普通话说,“我们想让一切稳定。我们想让大家生活在和谐之中。”

据7月1日集会的组织者估计,有50多万人参加了那天的游行,游行结束前有数百人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立法委员,他们在中央区举行了通宵静坐抗议后被逮捕。

周日的示威者想展示他们反对“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个由许多香港社团,包括学生、基督教领袖,以及某些银行家联合组织的运动。“占中”运动的领导人发誓要用静坐抗议的形式让香港的中央区陷于停顿,如果中央政府的立法机构和香港市政府坚持现有的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方案的话,现有方案不允许北京不能接受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占中”运动可能会在本月底开始,届时北京的全国人大将给香港政府就如何制定新选举规则做出指导。

周日活动的举办者是“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Allianc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该联盟声称,其反对占中的请愿书已经征集到140万份签名。占领中环运动在6月份一次公投中征集了约80万份签名,公投由一个大学的调查组监督举行。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请愿书上签了名,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在上面签了名。

香港在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根据回归之后实施的法律,香港原计划将在2017年选举时,用普选方式产生行政长官。但是,任何普选方案都必须在香港立法机构获得绝对多数才能通过。民运领导人在70名成员的立法会中有足够多的席位,如果方案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能阻止其通过,假设他们保持团结的话。

有些企业协会、包括美国四大会计事务所警告说,导致香港中区停顿或放慢的抗议运动会损害香港的形象和经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一直称占中领运动“非法”。

40多岁的家庭主妇安尼塔·关(Anita Kwan)用粤语说,“我们现在这样挺好。占中破坏香港的稳定和声誉。”粤语是香港本地语言,也是邻近广东省许多地区的方言。

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高层官员将于下周四在深圳与香港特区立法委员们见面,深圳是毗邻香港的大陆城市,这是全国人大投票的前奏。

周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只有很少的警察在现场,他们大多是在那里帮助指导和平的示威者通过十字路口。许多参加示威的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印尼和菲律宾女佣,女佣们也穿带着同样的T恤和帽子,其中一些还挥舞着交给她们的中国国旗。

作为近30年来建制阵营针对泛民所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行动,有评论称此次反占中游行令回归17年来一盘散沙的建制派团结起来。诚然,建制派确实对这次游行作了全力总动员,势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民主派所擅长的群众运动方式战胜对方,如果仅从参与活动的人数上看,取得的效果也相当不俗。但我们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这场蔚为壮观,建制阵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背后隐藏的目的为何?如果建制派凸显人数优势,只是为了把民主派成员排除在普选制度之外,在自己内部进行特首选举的话,不但会令香港社会愈发地走向分裂,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常态;而这种挟民意之威打击政敌的风气在香港蔓延,亦绝非广大港人之福。

理性地看,香港当下需要的不是具盲目性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疯狂号召式的“运动群众”。作为中央,此时要尽力避免形势上的误判,不要为此次反占中游行人数感到哪怕一丝的欢欣鼓舞。他们必须扪心自问,是否真的要为了扶持“自己人”,而拒绝民主派这一群体在香港政治生态中的存在?事实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建制派中的很多人只不过是投机取巧的政客,他们正是香港现行政治制度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央指望这些政治上的“博懵一族”可以真心实意地帮助自己打理好香港,甘心情愿地推动有可能令他们荣誉地位产生动摇的政改,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另一方面,目前香港政改的讨论中之所以会充斥着占中和反占中的强烈对立情绪,以致中间的温和声音被掩盖,也是缘于激进势力的操作。表面上,他们摆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姿态,强调如果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宁愿原地踏步的高姿态,但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渴望普选之日的来临。因为激进的政治立场不太可能在整体理性务实的香港选民身上取得大多数的支持,而且这些激进派人士本就心知自己“执政无望”,也根本无意竞逐特首之位,立法会议员是他们所能抢占的最高山头。现时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正好给激进势力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攻击平台。借抨击选举制度的不公制造对立,混淆视听,劫持民意,可谓是激进派政党增加立法会席次,扩大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深谙此道的他们自然希望让社会继续撕裂,拖死政改。

毫无疑问,如果这次的政改最终失败,香港社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除了上述的两类人之外,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不会愿意见到这一幕。因此,社会上才会涌现出形形色色为缓解当前僵局,试图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这些方案反映出有很多真心关爱香港的力量都想重返政改讨论的舞台。可以说,在跨度巨大的政治光谱上寻找两端之间的妥协,这既是解决目前香港政治困境的唯一方法,又是让香港政改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完成的必然之选。而中央也很希望“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可以长期保持繁荣稳定,真正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扇窗口,为全球树立新的典范。因此,香港社会撕裂,以致管治出现危机对中央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之下,相信中央也希望见到普选在港如期落实。如果有人基于一己私利,口中说得冠冕堂皇,充满正义感,暗地里却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兴风作浪,才是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中的最大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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