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选举最终应以民意为依归

      北京放手让两位建制派的参选人展开竞争,让他们比试各自的政纲,让他们在广泛份的社会层面展示自己的能力。通过充分的竞争,北京也能从中观察到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手法和影响选举的各种手段,看到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势,从而累积经验。

 
      2月中旬,行政长官选举到了提名阶段,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表示,民建联容许党内的选委,以自由提名方式,提名特首候选人。但是,中党委和立法会议员则不会参加提名。部分党员将会参加两个参选人的竞选活动。
 
回避提名显示选举的复杂性
      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这一次行政长官选举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仅民建联的上层不顾参与提名,在社会上有较高知名度或者有影响力的人士,也尽量回避参与提名,避免将来出现的尴尬场面。有什么尴尬局面?第一,万一自己提名的人大幅度落败,场面就非常尴尬。大家都记得,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福善获得很多提名人的支持,但到了选举的时候,李福善只得40多票。提名是公开的,但是投票是不公开的,中间还会有很多拉票活动,得票比提名票还要少,说明了拉票的激烈和多变性。第二,这一次行政长官选举,开始出现造王者,出面参与选战的利益集团特别多,从官场任务、会计师楼、律师楼集团、金融地产集团、传媒大亨都有,角逐相当激烈。最后演变成为了泥浆摔角,报纸和电视台都有不少负面消息,而有的传媒参与了造王角色,就少不了有抹黑行动。有一部分人仍然深信,只有获得销数最都的报纸(尤其是免费报纸)的支持,某一个选举人就可以赢得民意。提名人面对泥浆摔角的新闻,面对公众的质疑变得相当尴尬。,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唐英年民意支持率落后,这种民意落后的局面不易扭转。究竟是民意支持率影响选委会,还是选举委员会不必考虑民意的支持度?这都是的过早参与提名的社会人士,感到忧虑不安。第四,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认为,他们在唐营和梁营中都有不少朋友,若提名此一方,就会得罪彼一方,索性不参与提名。
特首选举最终应以民意为依归
 
      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唐英年遇到了“课外活动”的和地下僭建物风波的困扰,起诚信受到质疑,由于香港受到英国文化的熏陶,中产阶级对于诚信的的价值观念相当执着,风波令提名唐的选委感到尴尬,连自由党提名者也准备跳船,到正式投票时,会有大条道理转投他人。至于民意调查,相信有更猛烈的情绪反弹。官方针对西九出稿,也议论如潮,帮了倒忙,令民意更倾向梁。唐英年之忧虑日重。他在压力之下,将要寻找出路。
 
北京不会先在空白支票签名
      直至到提名阶段,香港一贯自称接近北京的人士,仍听不到北京会支持哪一个参选人的小心,只是听到鼓励唐、梁继续竞选,让香港的民意作出快择。显然,如果政纲还没有提出来,就要求北京支持,岂不等于要北京在空头支票上预先签名?如果有人说已经收到北京的风声,那一定是在编造故事。
看来,北京放手让两名建制派的参选人展开竞争,让他们比试各自的政纲,让他们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各自展示自己的能力。通过充分的竞争,北京也能从中观察到社会各方面力量的 手法和影响选举的各种手段,看到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势,从而累积经验。此次行政长官选举与过去的行政长官选举投票有很大的差别:
一是现任的政府内部的某些人,助选倾向明显,而且还动用了政府拥有的需要保密的材料。厚此薄彼的迹象,普通市民也看得见。某些官员企业打击某一个人,结果,民意作出了反弹,反而加强了对某一个参选人的支持。
二是传媒集团扮演了造王者的角色,这样就很难在选举中保持中立,而是摆出强烈的倾向。有一个集团,在第一竞选阶段就企图以超过半数的提名,封杀另外一个参选人,让他不能入闸。这正是泥浆摔角的导火线。
 
三是有一些政协委员,在这一次行政长官选举的过程中,过度介入影响形势,他们一再向社会上层人物或者北京领导人表示两个建制派参选人进行竞争,会分裂建制派,对9月份立法会选举不利,要求北京尽快决定支持某一个参选人,即是在提名阶段就要决定胜负。但是,这些游说的活动,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四是这一次选举,带有明显的以福利的许诺提高民意支持率的功利色彩。如果以后每一届行政长官选举,都照此办理,今天的希腊就是香港的明天,这种选举文化会让“一国两制”受到破坏和冲击。如果行政长官选举和福利挂上了钩,将会形成滥开支票争取民意支持。香港绝对不能走欧洲之路。
      2017年就要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了。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充分演绎了如果按照西方的那一套,香港今后的政治将会是怎样演变,各种问题也会提前爆发。
 
莫要酿成火上加油的大错
      关心香港政局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行政长官在本届任期的最后五个月,绝对不是“等收工”,而是积极有为。
第一,加快了民主的速度,考虑2016年尽快结束委任制,而不是按照政府以前提出2020年结束委任制。
第二,财政预算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未来两年香港的经济增长是1%至2%,但是香港的经常开支增长8%,在过去五年香港的经济增长率是21%,香港的财政开支越来越巨大,由谁来作出支付?会否改变香港的税制?是否与基本法一百零七条规定的量入为出、财政开支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原则大有出入?
第三,推出以建设人工岛或者在长洲离岛附近进行的大型填海计划,填海成本非常高昂,每平方英尺的土地填海成本大约为5000港元。有没有考虑到香港未来的人口前景、经济升级的问题,填海计划很有可能成为未来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如果行政长官参选人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反而火上加油,提出更多增加经常性开支的主张,那么到2017年一人一票直选行政长官,香港的各种矛盾,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在这种的情况下,建制派的参选人,还有可能坐上行政长官的宝座吗?最乐意与看到这种局面的,就是代表美英势力的香港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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