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华派”的困境

  日本知华派  6月10日,日本保守派政治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浩浩荡荡地组织了一次“尖阁列岛(中方称钓鱼岛)视察”暨“尖阁列岛钓鱼大赛”。然而,这充其量只是一场作秀,且未必能赢得民意。与中国媒体的大肆报道相比,日本媒体基本上采取了低调处理,连对参与表演的“演员”人数都尚无定论。

 然而,此次参与登岛行动的6名日本国会议员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的高邑勉,格外引人注目。笔者与其曾有过几面之缘,应该说在日本参、众两院722名国会议员中,不到40岁的高邑勉算得上是最熟悉中国现实社会的议员之一。

 高邑勉是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长大的,从庆应大学法学院毕业多年后,为了解中国国情,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留学期间,他曾利用假期冲破重重设防深入中国基层调研。如今在他的办公室内,仍悬挂着中国朋友赠送的藏头诗书法条幅、哈达和画集。他最敬重的政治家是周恩来,并认为周恩来“超越政治且富有人情味”。

笔者与其谈论对华关系时,他主张“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但也强调,日中美三国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条线”外交,日本应尽量保持在线的正中央。

虽然对“知华派”的准确定义仍非常模糊,但应该说,在日本政界和官僚群体中,从来就不缺乏“知华派”。外务省内拥有涉华经历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以及与中国高层及民间接触较多的政界人士,恐怕都可以称得上是“知华派”。他们大多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政治运作模式,对中国社会研究颇多,对中国现实有一定的把握。

 但老一代“知华派”在本质上属于“反省友好派”,他们大多出于对华侵略历史的反省而极力主张“日中世代友好”,因此中国媒体习惯性地视其为是“亲华派”。但随着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原首相福田康夫等先后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心,老一代“知华派”越来越难以对日本政界进行调整和缓冲。

日前,高邑勉的学弟、在华青年学者加藤嘉一被质疑否认南京大屠杀,遭到甘肃教育厅抵制,引发大陆热议。加藤嘉一事后回应称自己并未否认南京历史事件,自己说“不明白”是指中日双方对于具体的数字和细节存在差异。但这似乎仍让中国民众难以接受,认为这位被称作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触犯了“底线”。的确,以高邑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华派”更推崇“现实主义”外交,与从“理念和道义”出发强调对华友好相比,维护国家长远或现实利益才是其立足点。

高邑勉本人更是对“友好”二字“颇有微词”,他曾对笔者表示,日中两国要建立“超越友好”的关系,友好应成为常态或理所当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共同利益,加强经贸往来。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立能够冷静讨论敏感问题的信任关系。这一主张从表面上看比主张“日中友好”更上了一个层次,但实质上是避开历史、领土等问题,先从经贸、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入手。

然而,“知华派”在日本的处境一直是很尴尬的。实际上,高邑勉所在的选区——山口县被日本媒体称为是“保守王国”,一直都是保守势力的重镇。日本媒体也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知华派”,日本《周刊新潮》痛骂日本驻华使馆原新闻发言人井出敬二为“卖国奴”的言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实际上,就连形容外务省内“知华派”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一词本身,最初就是日本媒体为戏谑“知华派”而生造的词。外务省中国·蒙古课的一位官员曾无奈地对笔者表示,“现在在日本官僚群体中,会说中国话、懂中国事务,有可能得到重用,但如果表现出一点点的‘亲华’倾向,就会立刻受到排挤”。

对当前的“知华派”而言,所谓的“知华”更多地成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工具。通过同中国方面保持“沟通渠道”,借此拓展和增大作为政党派系和个人的政治资本才是目的,在事关国家利益层面的问题上,就连极少数的“亲华派”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中”,“知华派”就更不必说了。

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在于日本政界总体上趋向“保守化”。冷战后,日本对华战略严重缺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被学界痛批是“没带航海图的航海”。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和日本步入停滞,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浮现,日本政界亲美、亲台、排华等倾向正逐步合流,对华态度趋向强硬。

当然,正如“知美派”大多数“亲美”一样,要让“知华派”真正地“亲华”,还有赖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整体提升,否则要育成更多的“亲华派”基本上不可能,在日本就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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