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岛角力:东亚为何不平静

钓鱼岛是什么样子?“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和6名保钓同伴2004年的登岛记忆。8年之后的2012年8月15日,历经了同样的海上艰难之后,从香港起航出发的另外7名保钓志愿者终于拥有了同样的记忆。

在钓鱼岛问题上,蛰伏的矛盾总是以相似的模式爆发。日本总是走在前面,以修建灯塔、通过《海洋法》、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等各种方式,一步步实质性地强化着对钓鱼岛海域的控制权。而中国方面,则是相对被动地面对每一次挑衅。由爱国热情而来的民间保钓行动,由此呈现出阶段性热潮。上世纪70年代是一轮,1996年是一轮,2003年是一轮,然后是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4月下旬提出所谓的“购岛”计划,7月野田内阁相应地提出“国有化”。表面上互为阻挡的计划,现在看起来,正演变成一出更危险的双簧。到了9月10日,日本正式敲定“国有化”钓鱼岛的方针。

不只钓鱼岛,日本与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之争、韩国与日本的独岛(日称竹岛)之争,以及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南海的海域之争,近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以来,同样波澜迭起。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二战”之后由“旧金山和会”留下的诸多后遗症,已经一一爆发出来。由研究者来判断,结论已经很清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春分析说:“当前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权势转移与国内政治变更相互重叠,因此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性爆发,以及背后的相互参照和相互启发,也就变得颇为明显。”就此而言,“当前东亚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既相当罕见,也非常特殊,既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

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集中爆发期?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周方银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东亚问题的频发,带着一个明显的烙印,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地区层面引发的复杂反应,这并不是说问题是由中国引发的,而是说它们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相关国家主动政策选择的结果。”张春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就国际政治逻辑而言,核心要素是各国对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控制权或影响力的竞争,以期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国际权势转移后果:美国的战略东移更多是要‘管理’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国家是要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完全崛起前制造各种既成事实;韩国与日本则更多是在竞争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俄罗斯是要证明其‘强势归来’。”

其实,在地区性“冷战”机制逐渐动摇的同时,东北亚或许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几乎所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与政治制度、历史疏远、转变中的力量均衡、快速的经济变革所组成的拼图”,因此“想象安全两难、声望竞争、领土争端、国家怨恨、经济冲突将会上升并推磨整个地区是合理的”。尽管对东北亚的未来预测如此悲观,但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现实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总体上保持了一种稳定甚至是和平状态,国家间的合作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东北亚虽然历经了多次可能导致重大地区动荡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同样导致东北亚地区逐渐出现一种迈向协调解决、避免战争的趋势。东北亚地区以一种致力于降低军事冲突可能性的方式,坚持了对和平的承诺,并表现出对危机的极大容忍能力。

“东北亚地区之所以能保持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其中必然有着某种文化或者观念的基础,而这正是迄今为止仍少有人讨论的地区安全文化。”这是张春的观点。所谓地区安全文化,是在地区内稠密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同一地区各国对于安全问题的共有知识。“根据建构主义分析,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安全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与它们对应的国家身份是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张春看来,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区洛克式地区安全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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