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外交的“救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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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在東京会见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

今年4月中日关系再陷僵局。日本168号牌的行动,军方表示了足够的信心和决心,那就是绝不再开口子,“哪怕是很小的口子”。 国际 日本对华外交危机中的“救火队员” 今年4月中日关系再陷僵局。日本168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东海上中国海监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的对抗再次扬起了火药味。 

每当中日两国外交渠道阻塞之时,日本总会出现非外交人员主动出击试图“救火”,比如日方透露现国土交通大臣、公明党前党首太田昭宏争取5月访华。其实大多数“救火队员”处于暗处,一般只有随着日后外交档案的解禁或者知情人士出版的回忆录而为人所知。 国际关系领域常言一国外交政策难以因为当权者的偏好有所改变,不过日本亲华派在中日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时尤其能体现价值。这些人以自己和中国高层的私交影响着两国关系:池田大作、公明党要员、自民党亲华“七武士”…… 他们的努力也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暗流”。 

由日本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4月22日决定取消5月上旬访问中国的计划。据联盟的相关人士透露,取消访华是因为未能确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中国政府高层的会谈安排。

虽然不清楚事件是否受到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以及副首相麻生太郎等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但由此,中日关系或又迈向消极的一面。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为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是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自1980年起连续担任了33年国会议员,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左膀右臂。担任会长的他一度寻求以日本首相特使的身份访华。他表示,“日中两国首脑提出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实际却是‘战术互损关系’,这令人非常遗憾。”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从来就离不开某些个人在背后的推动——无论是1972年恢复邦交还是此后在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中多次出现的外交危机局面,激烈对峙的表面之下总会有延绵不绝的疏通管道,危机沉寂的背后总少不了日本方面活跃的“救火队员”。当然,要被历史授予“救火队员”的勋章并非易事。

私人情谊是前提
2012年12月安倍自民党政权重新组阁后,一位年近70岁、镜头前总是面带微笑的人士被任命为8位内阁官房参事之一,负责外交事务。此前不久,身为富士通公司董事长的他被野田佳彦紧急召见并奉命秘密访问中国,与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会谈。此人便是日本前外务省的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

据日本媒体披露,当时谷内和戴秉国先后促膝长谈了8次,谷内特别选择了新潟县有名的月冈温泉作为会谈地点。作为回礼,戴秉国招待谷内到其家乡贵州省贵阳做客。至今,谷内正太郎的办公室中还挂着他与戴秉国会谈时的合照。安倍特别返聘他作为内阁官房参事,被认为是留了一条直通中共高层的沟通渠道。

与中共高层之间的私人情谊可谓成为“救火队员”的前提条件。中日建交之前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之间的友谊,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高崎达之助在会议期间与周恩来总理在一位华侨的别墅中举行秘密会谈,在改善中日关系以及发展两国贸易的事项上达成共识。后来因美国阻挠,直到1960年高崎才实现第二次访华,并于1962年和廖承志一起签署了《LT贸易协定》。. . . . . .

“灭火”还是“火上浇油”?

即便有良好的私交,但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进行沟通的外交人士不能称为“救火队员”,因为这是外交人员应尽的职责。“救火队员”的另一个特色则是身为外交局外人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2010年9月29日,民主党的代理干事长细野豪志以私人名义低调访华以寻找当时中日渔船冲突的解决之道。当时日本电视台播出了位于北京市内某酒店细野豪志一行人的影像,站在细野豪志旁边的一位前额略秃的长者让日本情报部门炸开了锅。第二天,日本各大媒体更以“某顾问”来指代此人:“他是支援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顾问,从自民党政权时代开始就充当日中之间沟通的渠道。”

“某顾问”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曝光。此人名叫筱原令,是当时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在左翼学生运动时代的友人,早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就经由日共协助从香港进入中国短期留学。据日本媒体披露,筱原令和戴秉国进行了7小时的会谈。这次外交事后也被证实是由仙谷由人越过日本外务省一手策划。. . . . . . 

详细内容见相关杂志   林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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