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窃听风云”再度上演

56的岁的美联社总裁加里·普鲁伊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执掌的美国第一大通讯社—拥有165年历史、近4000名雇员、超过200个分部的美联社,竟然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司法部“窃听”了。  

5月13日,普鲁伊特将一封“措辞强烈”的公开信送达司法部部长,揭露司法部对美联社部分记者和编辑的电话录音进行秘密窃听的行径,并要求司法部立即返还录音销毁副本。这个行文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虽然司法部很快作出回应,表示行动并无违法之处,但这显然不能打消美联社的不满和公众的质疑。而随着事件不断发展,新一轮关于新闻自由与国土安全的大讨论也在美国国内外蔓延开来。  

又一起“水门事件”?

抗议事件缘起5月10日。当天下午,美联社收到美国司法部通知函,获知司法部获取2012年4月和5月通话记录,分别为采编人员私人和工作电话以及纽约、华盛顿、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分社总机电话和驻国会众议院记者团总机电话,共计超过20条线路。  

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后告知”,美联社感到无比震惊与愤怒,因而迅速发出上述抗议信,控诉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侵扰”。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对记者电话进行录音的收集必须“尽可能在小范围进行”,即便行动也必须提前知会对方 。然而司法部直到行动结束才通知美联社,也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理由。  

因此,即便司法部一直宣称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却仍然遭受大量非议。美国报业协会称:“这一举动颠覆了美国人的认知,践踏了非常重要的、被宪法和人权法案保护的新闻自由。”在5月14日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有媒体将此事和“水门事件”相提并论,并提出“奥巴马是否是另一个尼克松”的质疑。虽然发言人卡尼立刻反驳了这一种说法,但他不得不将白宫与司法部做切割,宣称奥巴马在美联社控诉之前对事件“并不知情”,这只是一次“独立事件”。  

对此,美国广播电视数字新闻协会执行主任凯文德向《凤凰周刊》表示,虽然奥巴马本人不涉及这起秘密窃听事件,但他已为政府部门的行事定下基调,所以政府对于新闻报道的侵扰很可能因此拉开序幕。

美联社相信,这起“窃听事件”是为了调查美国政府内部的一起泄密事件。去年5月,美联社报道了中情局在也门进行的一项秘密行动。其中援引知情人士称,有基地组织人员企图在飞往美国的一架航班上引爆自杀性炸弹,不过被安全人员成功阻止。美联社认为正是这则报道让美国政府怀疑有“内鬼”在向媒体透露机密信息,因此通过收集电话录音来追寻线索。  

这一说法亦被司法部证实。司法部部长霍尔德在记者会上承认“搜集电话记录是为了调查一起涉及国家安全的泄密事件”。但他同时强调,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美国国民。

对于这样的声明,美联社显然不买账。5月14日普鲁伊特再次发出声明,表示当时美联社是等到美国政府向其确认危险已经解除,才刊发了这一则消息。美联社还提到,2012年5月白宫曾公开宣称并没有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而美联社获得的消息并非如此,因此他们认为向大众公开这一消息是尤为必要的。  

或引发新闻领域“寒蝉效应”  

自奥巴马上任伊始,关于白宫机密遭到泄露的消息也不绝于耳:《纽约时报》曾披露奥巴马下令对伊朗进行网络攻击,英国媒体曝出奥巴马亲自审核针对基地组织的暗杀名单,以及美联社曝光中情局挫败恐怖袭击行动等。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开始着手强力整治政府内部泄密的情况。2010年5月,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德雷克人因为将一个涉嫌侵犯隐私的项目透露给《巴尔的摩太阳报》而遭到政府起诉。之后的两年内,政府又先后起诉了5名涉嫌泄密的政府工作人员。截至目前,奥巴马任内一共起诉了六名涉嫌泄露机密的政府工作人员。而在此之前,仅有三名涉嫌泄密的工作人员遭到政府起诉。  

这样看来,媒体人员遭到政府部门的监听似乎不足为奇。就在美联社遭遇窃听事件后不久,又有媒体披露,福克斯电视台的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罗森因为涉嫌从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员获取关于朝鲜的秘密资料,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监听、行动追踪以及截收电子邮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倒打一耙”,认为罗森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律,很有可能面临指控。这一消息让福克斯公司大为光火,其在公司网站首页刊发评论称这一系列行动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攻击”,是一种“耻辱”。  

对此,凯文德也表达出深深的忧虑。“奥巴马总统在追查政府内部泄密者上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行动,我担心他和他的政府在这过程中违反了最基本的新闻自由准则”。他也指出,虽然人们理解并尊重每个政府需要将保护国土安全当做最重要的责任,但是这需要明确的界限和条件来约束,而这些约束如今正在被破坏。  

他指出,对于记者的调查和干涉本应该是政府最后的选择,如今却频频成为政府获取信息的首要措施。“这类事件长期恶劣的影响在于,未来很可能越来越多的记者和线人们担心自己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从而导致新闻领域的‘寒蝉效应’。 ”  

凯文德的判断得到了普鲁伊特的印证。在5月19日接受CBS电视台的访问中,普鲁伊特表示,“在司法部秘密收集录音事件曝光后,已经有美联社的线人因为担心自己和记者的通话内容遭到窃听,表示不太愿意继续提供线索了。”  

讽刺的是,共和党大佬、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去年6月曾公开质疑这些泄密事件是当局“有意为之”,为的是在大选之年为奥巴马塑造“硬汉形象”,帮助其连任。  

国家安全Vs.新闻自由  

美国司法部此次的做法也引发了坊间的非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44%的民众反对此次司法部的行为,36%表示赞同。但不可否认的是,“9·11”之后,国家安全在美国民众心中的重要性似乎正逐渐超越新闻自由。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学者张国庆在其《媒体话语权》一书中曾写道:“‘9·11’是一个重要转折,它使国家安全成为了悬在媒体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新闻控制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打压也变得更加‘名正言顺’,底气十足。”其中著名的例子是“美国之音”前代理台长惠特沃因为不顾政府反对播放了对基地组织领导人奥马尔的专访而遭到解职,“美国之音”欧洲分部200多万美元的预算也因此遭到取消。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常江看来,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更多是“软性”的,主要是引导而非对抗。比如利用公共关系操纵媒介议程,引导媒体的报道。

当年布什政府花在媒体上的公关费用是克林顿时期的数倍就是很好的例证。据《纽约时报》2008年披露,伊拉克战争之前,五角大楼曾通过一批与布什政府和军火商有密切关系的军事分析员引导舆论,为政府的军事行动和反恐政策造势。当时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揭开了美国政府“制造伊拉克战争”的序幕。  

张国庆表示,尽管(美国)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政府喂什么就吃什么的懒汉”,但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新闻理想之间,他们有时很难作出选择。  

但即便如此,人们同样不能忽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地位。在常江看来,纵观相关的法律卷宗,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都会作出对媒体有利的裁决。美联社若认为司法部的举动违宪,大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但目前来说,诸多专业人士均认定司法部的举动并未超出法律框架。  

“这次事件引起民众的反感,恰恰说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影响力之巨大。在美国既定法律框架下,决定了美国政府不可能对新闻自由有体系化、制度化的干预。”常江表示,媒体和公众激烈的反应,只因类似的事件以往极少发生,令舆论感到难以接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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