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平衡

过去的近5个世纪,世界领导权最重要的两次转移发生在“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之间,而“霸权-竞争者”之间的博弈往往以竞争者的落败告终,如17~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德苏两强。即便今后美国有被中国超越的可能,也值得回忆下约瑟夫·奈教授3年前的一个提醒:“罗马在从权势巅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达300余年之久。”

对美国来说,放弃对绝对优势的追求,在增加战略互信和相互依存度的基础上与中国分享世界权势,是避免中美走向“预言自证式冲突”,利用中国护持和伸张既有世界体系的可行路径。奥巴马政府为此在新任期内对“再平衡”战略作出修正,美国一些学者也在今春提出“合作性平衡”(Balance Cooperative)或曰“大妥协”战略。中国是否接受和满足于这种渐进式的权势分享,又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将是接下来5到10年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制衡、规避与搭车

中国学者时殷弘在1995年提出21世纪初我国对外战略的三种可能路径:其一为自助,即立足于强化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联合其他具有相同安全关切的国家,形成对霸权国的均势;其二为规避,即韬光养晦,努力化解外部威胁或暂时取骑墙姿态,求得行动自由;其三为搭车,即承认并利用既存的国际体系,以减少机动空间为代价换取对权势的分享。三种路径或可暂时并行,最终必择其一。

“自助”的目的是制衡,即缔造足以遏制强大对手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其风险在于,均势很难达成,也不稳定。不同于16~20世纪的欧洲历史,21世纪的美国以远程海上力量投送、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为称霸手段,对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压迫感远不及陆上强国来得直接。而且,美国借助自由主义体系把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关联方,中国在组建制衡联盟时将面临盟友稀缺的困境。是故,尽管自1991年起就有人断言欧洲、俄罗斯、中国甚至日本将联合起来抗衡美国,但这种情况从未真正出现。至于中俄联合,它并不足以扮演“战略对冲”的角色。历史上,大陆强国间联盟的脆弱程度和复杂性往往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在后冷战时代,中俄在合作的同时,也在利用彼此作为筹码去争取对美关系中的主动。

“规避”战略有其历史性意义,但就中国当前实力和地区影响而言,已经不太适用。由于拥有海量人口、洲级资源规模以及近乎无限的工业潜力,中国不可能“选择”成为国际社会的小角色,更不可能永远闷声大发财。俾斯麦在1875年之后被迫主动出击、变不结盟政策为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即是因为此际德国的人口、经济潜力与军事实力超过欧陆传统强国近一倍,再取低姿态已属徒劳。而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与今日的中国同属半大陆性强国,与周边国家或存历史积怨、或有现实争端,它们崛起所引来的反作用力要远远大过英美这种“滨外岛”。即令北京继续韬光养晦,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安全顾虑也不可能消弭。

“搭车”指的是承认国际权势的等级结构,搭上强者的大车来换取保护和回报。作为这种机会主义战略的成本,搭车者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独立性和行动自由,有时甚至要把自己的防御力量削弱到不够充分的程度,以赢得霸权国的信任和善意。但搭车绝不等于依附,更不等于归顺或臣服,它是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在经营得当的情况下,搭车者完全可能登堂入室,升格为驾车者。门罗主义在西半球的演化,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在1823年发出“欧洲列强应远离美洲事务”的警告时,美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对列强的越界行为施加惩戒。它选择了搭英国之车,允许皇家海军在美洲保持长期存在,自己则有条不紊地拓展陆地疆域、建立工业基础。到19世纪末,英国因战略重心变更从美洲撤出时,华盛顿几乎是零成本接掌了本地区的领导权。

以上几种战略之外,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还提出过“超越”战略,即主动创设并扩展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制度性安排,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增信释疑。“超越”与“制衡”构成明显的对立,后者笃信权势的积聚和攀比,因之增加了不安全感和冲突几率;前者则认为国家间良性互动能造就更稳定的发展环境,因为惩戒恶行终究只是消极措施。而“超越”与“搭车”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共存的,这需要驾车者的节制和忍耐,也需要志在超越的搭车者与驾车者在利益和责任的分享上达成一致。

从“搭车”到“驾车”

中国在去年的十八大报告和今年6月的习奥会谈中,公开提出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类表述多少会让人联想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区别在于:“三和路线”提出之际,苏联核力量居于劣势,缓和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当前中美关系不管多么微妙,终究不像1907年时的英德或1947年时的美苏那样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依然希望通过接触及合作来影响对方的行为,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倾向。

对于继续把中国留在“车”上的必要性,美国政学两界并无太大异议。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两位前国务卿斯考克罗夫特和布热津斯基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把中国吸纳进国际体系的意义,并表示华盛顿愿意根据现实调整政策,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也有足够的冗余度容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最近几个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博拉曼尼亚撰文指出,为了使全球化过程不致中断,美国应支持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大的权力,中国则要由开放经济体系的受益者转型为贡献者;“合作性平衡”这个术语的创造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兰普顿教授则指出,中美都应放弃对绝对优势的追求,尝试以合作方式来管理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危机,同时在非排他性基础上建设一体化的亚洲区域安全与经济机制,塑造一种相互依存、结构稳定的秩序。

可见,在中国由单纯的“搭车”到坐上“副座”、甚至把接过“缰绳”作为长期目标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形成某种“正和博弈”的前景是可期的。鉴于两国积聚和投射权势的方式迥异,双方在博弈时应遵照“实际”、“节制”、“联系”三原则,即重视“求同”多过“存异”,重视安全多过面子,重视不同利益区的灵活调整多过偏执于单一问题,重视每场谈判和交锋中的技术细节,不做好高骛远的表态。

由于利益分歧从来不是导致大国冲突的唯一因素,我们还须审视在1907年《克劳备忘录》和1946年凯南“长电报”中流露出的心理学动机,“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作为当下的自由领导者,同时也是1600年以来西方优势格局的继承者和受益人,美国是否有魄力接受同一个非西方大国分享权势的局面?

答案并非完全肯定。从18世纪的“美国例外主义”到20世纪的盎格鲁-萨克逊联合论,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与它对自身种族特性、政治传统乃至生活方式的排他性张扬是紧密相连的。自19世纪末从英国手中接收西半球霸权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由此带来的傲慢可能使领导者不屑于以协调和节制的方式应对国际争端,而宁可用遏制和敌意来迎接潜在的挑战者。问题是,一个莽撞的新手固然可能落入对方的陷阱,但冲突的规模乃至国际权势结构因此受到的影响完全无法估计。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时刻提醒着中美两国继续加强军事互信和防务方面的透明化:透明化是降低冲突系数、确保双方能以理性方式继续博弈的手段,毕竟战略“暴走”是无人乐见的状况。

说到底,华盛顿并不乐见一场东西方间的全面冲突,更不愿承担其代价。一个强大、富裕、愿意承认并接受世界基本格局(其实质是相互约束)的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收益,要比一个动荡或充满敌意的大国来得持久和可靠。在美国希图借助“再平衡”及其他战略调控衰落、于短期内继续维持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背景下,这一点尤有意义。

地区安全:“超越”的意义

2010年春夏之交,知名保守派媒体人罗伯特·卡普兰抛出一个问题:“美国能否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维护亚洲的稳定,保护其亚洲盟友,并限制一个大中国的出现?”他的答案是建立一种亚太版的“俾斯麦体系”,在确保继续对东亚承担安全义务的同时,减少对当地局势的直接干预,转而以一套更灵活的多边安全机制去开发盟国的自主性,把美国与各盟友间的双边合作融进这种多边机制当中,迫使中国转入防御。

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给出的方案更加有趣,那就是新的“华盛顿体系”。麦克杜格尔认为,在确保美国依然拥有海上优势、并且北太平洋的军事平衡不会被打破的前提下,应当允许中国在东北亚投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效仿19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去缔结包含中国在内的多边安全条约,使北京成为东北亚海域的守护者,鼓励中国接受某种非独占性的地区领导者角色。

以上两种方案都留意到,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它的地区安全保障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紧张:由于在后一问题上缺乏稳定而持久的解决框架,中国在发挥全球作用时顾虑颇多、后劲不足。用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中的话来说,北京面临着“国际定位危机”,它对周边事务的关注和全球存在没有很好地衔接,优势甚至相互抵触。进一步说,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地区责任和行事方式,与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华盛顿会关心全球范围内的权势平衡,会关心中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在某些场合扮演“埋单者”,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主动出击更多抱有疑虑和恐慌,这种心理源自区域权势结构和空间距离,并不是美国可以任意左右的。

美国既赶不走,也不完全靠得住,因此,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必须自己去创建灵活而有约束力的机制,实现与各地区国家的良性互动,缓解彼此间的猜疑和压力。这种对于“超越”战略的实践,也可以视作未来驾驭更大“马车”、领导更大范围内国际体系的一项实验。

近来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应采取“西进战略”,北联莫斯科、西进中亚,以陆抗海。这除了在具体实施中可能引起俄罗斯疑惧外,也会因其预设的对抗立场而引起美国更深的猜忌。放弃挑战与机遇并存、本质上具备更大进取空间的东亚海洋战略,取道冲突系数更高、前景尚不可测的中亚陆路,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要的战略冒险。中国应当成为亚洲海域的非独占性领导者,这是我们无须回避的。

“合作性平衡”也好,“新型大国关系”也罢,最终寻求的都是使中国在非对抗性条件下获得世界强国地位的可能,这无疑需要高超的平衡术和极强的自我克制。正如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中所说:“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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