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为何力推《保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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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很有可能也成为被调查的对象,使用这本书的我就成为违法者,被惩罚吗?”

12月3日下午,我在位于日本冲绳县宜野湾市的冲绳国际大学跟在该大学读书的三位研究生交流。他们拿出来的书籍叫《检验“地位协定”——日美不平等的源流》(琉球新报社著,高文研出版社,2004年12月),里面的内容是根据琉球新报社的记者们经过长时间的采访所拿到的外务省机密文件批评日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指出日美关系的不平等性和极端服从性。其中一名研究生正在撰写关于日美“密约”的学位论文,使用的资料往往涉及到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敏感领域。

这位学生如此表达他的恐惧,是因为12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下称《保密法》)。12月13日正式公布的《保密法》将一年之内开始实施,虽然主张“针对泄漏国家机密的公务员,以及从事军事产业等使用特定机密工作的民间人士”,至今没有明确划定如果拥有或泄漏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秘密情报而会受到惩罚的范围包括什么人。不管今后的实施状况如何,日本舆论至少在现阶段普遍认为,《保密法》对象超越了国家公务员,还包括广泛的民间人士。由于75%的驻日美军集中在冲绳县,军事基地的存在又使得冲绳以及冲绳县民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透过冲绳国际大学四层的研究室的窗户,我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因其迁移问题饱受争议的美国驻日本军事基地——普天间航空基地的内部,该大学就位于普天间基地旁边。我在冲绳感觉到,民众几乎清一色地反对《保密法》,不少当地人向我表示,“最基本的生活自由都有可能被国家剥夺,这是国家对我们人权的侵略行为。”

除了范围或对象的暧昧性之外,制定该法的讨论不够充分,以及自民党忽略在野党的反对声音,强行通过了该法律这两点也成为民意指责安倍政权的理由。

根据《朝日新闻》12月7日(保密法通过的第二天)实施的舆论调查,76%的回答者认为“讨论不充分”(11%回答“充分”,13%没有回答); 68%的回答者认为“自民党一强体制不良好”(19%回答“良好”,13%没有回答); 安倍政权的支持率下降到46%(不支持率为34%)。NHK电视台的调查也显示,安倍政权的支持率从11月的60%下降到50%。

安倍晋三首相率领的自民党高层正在拼命加强因民主党(尤其鸠山由纪夫就任首相期间)时期陷入信任危机的日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保密法》的强行通过也可以理解为安倍政权对美国方面的一种战略回应。在几乎同一时期,安倍政权也设立了呼声已久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简称为“日本版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其背后显然有着“必须与美国同舟共济,以便有效应对中国崛起”的忧患意识。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首相后在美国华盛顿发表了“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的演讲,他希望通过使祖国重新夺回以往“辉煌”地位的方式,重新获得美国方面的信任。在他看来,巩固日美同盟的前提是强化自身的国家实力。

12月9日,对于负面舆论动态感到担忧的安倍晋三首相举办记者招待会,表示“我应该更加谨慎,好好地向大家说明该法的具体内容与含义,我正在反省这一点。接下来,为了解除大家的不安,我会好好落实说明工作。” 不过,安倍首相同时也主张《保密法》的成立正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与财产,从而必须立即实施;老百姓的知情权不会被剥夺;秘密的范围不会扩大;国民的日常生活不会被侵犯。显而易见,安倍晋三对于《保密法》的起草、议论、通过,以及实施的过程执着而满怀信心。

对于安倍晋三“强势”的表现,日本舆论也处于分裂状态。舆论调查显示,普通百姓更多感到担忧和不安,认为自己的知情权被侵犯,担心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另一方面,往往被中国称为“右翼分子”或“鹰派”的保守势力则更多认为,《保密法》应当属于国际标准,其出台是必要的,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层次变化的今天,日本必须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普及国家安全保障的观念。

12月7日《读卖新闻》发表题为“秘密保护法成立,务必深化国家安保战略”的社论。文章开头说,“日本终于建立了跟进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机密保全法制”。接着说道,“加强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同时,政府运用该法的过程必须谨慎,以免老百姓产生知情权被损害的疑惑”。社论也提到中国因素,“以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这一动态为象征,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变得日益严峻,我国应该从美国等各国获得重要情报,加强合作。为此,提高对保护秘密的信任度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被讽刺地称为“间谍天国”已经由来已久。其中的涵义不是日本有大量优秀的间谍人才,而是日本社会是间谍们最轻松、最容易获得“情报”的地方。我也曾多次从美国政府官员和参与决策的学者处听到过类似“日本的情报机制太弱,一旦给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提供情报,第二天就被泄漏给新闻记者”的抱怨。据我所知,这也是美国方面不敢过多跟日本方面分享安保情报的重要理由。我经常向那些对日本情报系统有所抱怨的美国人追问,“你信任日本吗?”能够直率回答“Yes”的人几乎为零,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在情报保护上是靠不住的。

12月上旬,我在东京观察政权设立日本版NSC以及众参两院通过日本版《保密法》的过程,两者似乎形成硬币的双面,从中不难发现安倍晋三这位获得了“三年不用搞选举”之权利的,卷土而来的“太子”正在试图掌控政治权力,强有力地推行旨在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用安倍的话来说是“美丽的国家”)的相关政策。日本版NSC和《保密法》不过是前期的步骤而已,只是冰山一角,安倍晋三的真正政治信念无疑是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这一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象征。

当然,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坚决认为,即使日本通过立足于民主主义政治的制度程序修改了第九条,这也绝不意味着日本放弃战后和平主义道路,更不可能把它作为对外发动战争的工具。就像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文章《日本导向“右翼”了吗?》表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当前宪法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不过,维护和平宪法的观念仍有很深的基础”;“日本修宪派实现他们自身政治目标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中国、韩国的外交压力,恰是来自日本国内对国家主义的厌烦和警惕。”

对于“国家主义”的厌烦与警惕,其实也很清晰地体现在日本普通老百姓对《保密法》的担忧与不安。纵观世界各地区与各国,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日本人一样如此害怕“被控制”,并害怕“国家”两个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天皇统帅权的日本国对外发动战争,一度相信“上面”的老百姓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到“那场战争”中。那一次惨痛的经历永远地告诉日本人:一旦“国家”拥有过多权力,又不被在野党、司法、舆论等合理制衡和监督,社会就会失控,甚至陷入崩溃之边缘。

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Kono Taro)在个人的月度信息简报12月版里专门表述了他对《保密法》以及对当前舆论的看法。对于大众媒体和在野党“人权会被侵犯,社会将被迫回到战前状态,所以必须废除《保密法》”等主张,河野持反对态度,认为“虽然《保密法》有值得改善的地方,原来由官员模糊指定的保密范围与内容通过《保密法》可以由民选的大臣来给予指定,为期五年,若要延长还要由大臣亲自加以指定,(从民主主义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进步”;“有人说,由政府指定秘密是错误的,我不同意。倘若外交谈判中的战略被揭露,对我国必将造成不利,自卫队的武器或暗号等情报也务必被保护。”

河野太郎也举了个老百姓很关心的例子,“有人担心核电站的信息再也不会被公开,这也是多虑的。被指定为特定秘密的信息只限于未公开的、国家的情报,除非涉及到警备方面的情报,其他由民间公司经营的核电信息是不会被指定为特定秘密的。当然,比如即使东京电力公司被国有化,只要不涉及到外交、防卫、恐怖主义、以及间谍的领域,都不会被指定为特定秘密。”

总之,围绕《保密法》的有关讨论集中反映了战后日本的内外矛盾,老百姓的基本心态,以及未来可能变迁的方向。政治家、官员、媒体、学者、企业家、普通老百姓、在日外国人……在不同的行为体之间迫切需要更多坦诚而公正的沟通是毋庸置疑的。

2004年夏天,美国军机曾坠落于毗邻普天间军事基地的冲绳国际大学校园里。幸亏学校放假,没有一名师生“殉国”。大学的一位导师对我说,“这里的窗户比其他地方的窗户厚很多,否则美军航空机天天飞来飞去的噪音实在太大,无法正常看书、工作”。这位研究日美安保历史和现状的学者看着停在普天间机场的V-22Osprey直升机一边感叹,一边微笑地说,“我每天早上到研究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暸望V-22Osprey处于什么状态。这个恐怕属于美国的军事机密,那么,我是否要被《保密法》调查,甚至坐牢呢?但我也没办法,我的工作室就在这里,人家又不走。”

作者/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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