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经济变革背后的隐秘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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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丹东-中朝边境贸易

冷战结束后,朝鲜持续出现开放变革-收缩求稳的波动,其背后是朝鲜主体治国体制求稳定与求发展之间的冲突。随着朝鲜对华贸易依存度的增大,这一波动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

2013年12月12日,有朝鲜“二号人物”之称的张成泽被处决。作为长期负责中朝经贸的朝鲜领导人,他的死似乎让中朝商贸进入一个观望期。

鸭绿江另一侧的调整都落在有心眼中。丹东一名边贸商人告诉本刊记者,最近丹东的朝鲜商社换了一茬新领导,原来的老人们都回朝鲜了。

这个观望期是暂时的,会持续多久,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回答。现在,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新中朝合作 金正日启动

最近的中朝经贸合作是由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发起的。2009年至2011年,朝鲜以实现经济强盛大国为主张,宣布启动新一轮经济变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货币改革,升级罗先市为特别市,成立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等等。

中朝商贸往来也因此变得密切起来。2010年和2011年,金正日两年内3次访华,除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还前往吉林与辽宁视察——这两个省与朝商贸往来最为密切。在领导人的推动下,中朝迅速达成共同开发、管理罗先经贸区以及黄金坪、威化岛的开发项目意向。

金正日去世后,这一合作并没有停滞,反而更为快速,朝鲜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开放姿态。

2012年8月,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部长张成泽率团访问北京和吉林等地,其间,张成泽与中国有关领导共同出席罗先经贸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的启动仪式。

金正日时期设立的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并不成功。这一集团负责人为中国朝鲜族企业家朴哲洙。该集团主要负责为朝鲜招商引资,曾向日本兜售过开发8座朝鲜城市的融资计划,但结果并不理想。2013年年初韩国统一部公布新的《朝鲜权力组织图》,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和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已经从中消失。

从2011年起,朝鲜高调在中国吸引投资项目,除了在北京、沈阳、丹东等地举办招商洽谈会外,还在北京、杭州等地建立了引资办事处。本刊记者在北京的朝鲜投资事务所展示的动态中,至今仍能看到有关中国领导与张成泽会面的消息。

在张成泽接手的中朝合作项目中,罗先特别市显然更为重要。罗先特别市由罗津-先锋两市和罗津港合并而成。早在1991年底,即由前领导人金日成设立为自由贸易区。1996年,朝鲜举办罗津-先锋地区投资博览会,吸引了26国投资,总额达到3.5亿美元。

在历任朝鲜领导人改革中,罗津-先锋地区都是重中之重,它也是朝鲜首个取消粮食分配制度、市场自由合法化、工资待遇优越的试点。2010年1月,朝鲜将罗先自由贸易区升格为特别市,下派经贸相任责任书记,出台《罗先经贸区法》,并特供每天2万千瓦时用电,为之出台了三十多个新政策规定。不仅如此,为营造开放引资的环境,朝鲜军队与强力部门一并撤出。

实际上,早在日占朝鲜时期,罗津便已经被开发成为连接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枢纽,至2010年中朝合作开发时止,罗津港依然保持着1933年建港时的300万吨货物吞吐能力。

2012年,罗先经贸区实现定位,即重点发展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轻工业、服务业、现代高效农业,逐步建设成为朝鲜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旅游中心。

相对而言,黄金坪、威化岛的开发经济价值并不大。两岛由鸭绿江泥沙沉积而成,并不利于建大型厂房。中央党校朝鲜研究学者称,黄金坪、威化岛与其说是商贸合作不如说是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项目。

朝鲜变革离不开中国

自苏联解体以来,朝鲜历代领导人均曾有过启动经济变革的举动。金日成时期,朝鲜曾推出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同期,中朝两国签订中朝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中朝社会主义阵营内易货贸易的终止,中朝贸易进入主权国家间现汇贸易阶段。但在自贸区宣布成立2年后,金日成去世,朝鲜重提先军政治和主体思想建设。罗先自贸区近乎停滞。

2000年和2001,金正日访问中国以后,朝鲜提出“新思考”,并推出了一系列“改善经济管理措施”,这一措施又被称为“7.1措施”。除了改进货币的市场功能外,该系列措施还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与干预。

同期,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项目以及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项目启动。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曾指定由中国人担任特首,未能实现。但开城工业园和金刚山至今仍让朝鲜受益。

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引起国际局势紧张。就是这一年。朝鲜经济改革出现急刹车。2006年10月,作为“战略物资”的大米在朝鲜全国禁止买卖,朝鲜政府要求工人回到国营工厂,并宣布他们将重新通过国家配给体系获得物资供应。

不过,这一努力未能阻止朝鲜地下黑市的生长。2009年,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主持推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举措。

在金正日时代的朝鲜经济变革,与中朝关系的增长密切相关。

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在内的至少9位政治局常委访问朝鲜。2011年底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中国领导人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曾到朝鲜驻华使馆吊唁。中国在朝鲜投入的外交资源之重可见一斑。

而无论从2000年以来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的历次访华,或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朝鲜,劝说朝鲜求变几乎是两国领导人会面时的必谈话题。

2006年,金正日访华时,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曾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向朝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至2009年温家宝访问朝鲜,中朝间的经贸合作开始大幅增长。黄金坪、威化岛等项目渐入公众视野。

在2009年以来的朝鲜经济开放中,中国逐渐对对朝商贸政策进行了调整。就在2012年张成泽访华的同月,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商务部官员称随着朝鲜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对朝投资将在未来几年迎来快速发展势头。

2012年10月,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在朝鲜罗先挂牌,全长50.3公里的朝鲜元汀至罗津港二级公路正式通车,中国延吉(珲春)至朝鲜罗先国际客运班车实现互通。

2013年年初,中国国家海关总署又批准了开展对朝出境加工复进境业务。吉林省珲春市四家服装加工企业成为首批试点,可利用朝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面向国内市场的加工制造业。

如果朝鲜内部政局稳定的话,中朝商贸显然将有更大的发展。

经济合作不会冷却

丹东和延吉的商人总是能最先感到来自朝鲜的寒流。据他们对本刊记者的描述,现在对朝边贸已经进入冷却期。延吉的商人告诉本刊记者,上半年中国商人到罗先的投资轰轰烈烈,现在大多已经撤了。坊间现在到处都是类似罗先市的朝鲜主管干部被召回之类的传言。

许多人都相信,观望不会持续太久。毕竟,伴随中朝贸易的增长,朝鲜对华依存度到2011年已经达到70.1%。无论是罗先地区的新楼盘还是平壤的大型超市,背后都有中国商人的影子。

自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始终处于单方面依赖状态,除了2004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曾接近1∶1之外,中国对朝出口大略是从朝鲜进口的两倍以上。延边大学学者曹志刚在其《当代中朝贸易发展研究》的论文中提到,2005年以后中国从朝鲜进口的包括铁矿、无烟煤、木材等资源类商品增加,增进了中朝贸易的互补性。

不过,矿产资源不可再生,受到朝鲜方面的控制。据本刊记者观察,2009年以后,朝鲜向中国输入劳务进入快速增长期。尤其在2010年以来,朝鲜来华人次出现跳跃式增长,从2010年的不足12万人次增长到次年的15万人次,并在2012年冲破18万人次,其中半数为劳务输出。

相对于中朝经贸,最不确定的是,朝鲜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是否走到尾声。对朝鲜而言,历次改革均受其政治体制约束。在冷战结束以来,开放变革-收缩求稳的波动总是持续出现。只不过,随着朝鲜对华贸易依存度的增大,这一波动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

有趣的是,中朝贸易的基础设施情况却远为落后。中朝贸易使用的10座国境桥均存在严重的破损,危桥等级均在三级以上。除了2010年连接珲春与罗先的跨境大桥进行了加固和尚在修建中的新鸭绿江大桥以外,朝鲜方面并没有打算改变这一局面。

作者/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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