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二胎化陷阱”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毫无活力,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作者/易富贤  《大国空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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