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让中日关系回暖

最近一个月,中日半官方往来突然多了起来:先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4月初访问日本,秘密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后两周,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率团访华;5月4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外相高村正彦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7日自民党下属的亚洲与非洲问题研究会访华;日本社民党正筹备5月下旬的访华日程,恢复与中国共产党中断10年之久的来往。在中日关系的严寒季节,这些信号耐人寻味。

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任东京“市长”到访北京。虽然北京和东京曾签约成为“姐妹城市”,但舛添要一是18年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东京都知事。舛添竞选东京都知事一职,得到了安倍和自民党的背书。中日双方将他此行定位为城市间“高层往来”,不过,舛添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及前外长唐家璇等要人,并转达了首相安倍晋三的口信。在“城市外交”中穿插国家领导人的互动,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微妙的暖意。

“如果我们的‘城市外交’能让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我想这再好不过了。”舛添要一收到北京市对他的访华邀请后,曾对记者们如是说。中国非官方媒体普遍予以引述,但党报《人民日报》只是在汪洋与其会见后,用200字的超小篇幅进行报道,其中引用舛添要一发言只用了30多个字。新闻报道虽然低调,但中日间“特殊形式”的交往仍在持续。被视为“知华派”的高村正彦,在舛添要一之后访华。会见他的是在政治局常委中位列第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这一接待规格比舛添要一访华又有提升。

提到东京都知事,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想到石原慎太郎。担任该职长达13年的他,在中国早已被视为日本反华势力的代表。石原慎太郎的言行确实有损中国的核心利益。2012年,他要以东京地方政府的名义筹资,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让中国紧张、愤怒,也令日本内阁左右为难。当时,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内阁选择将钓鱼岛“国有化”。在他们看来,石原“购岛”是为了在钓鱼岛兴建基础设施,此举无疑会“改变现状”;而内阁“国有化”是为了尽量“维持现状”,避免加剧中日冲突。

出乎日方预料,“国有化”与“购岛”一样遭致中国官民的强烈反弹,认为日本单方面改变现状。中方由此下定决心在钓鱼岛海域显示“存在感”。日本海上保安厅及自卫队最终在钓鱼岛海域看到一波又一波的中国舰只巡航。民主党政权在内外压力中下野,被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在大选中击败。中日关系在安倍的强硬立场下僵持至今。

我的一些日本外交官朋友也私下抱怨石原慎太郎,并为民主党“国有化”钓鱼岛的行为开脱。有报道称日本当时已经通过渠道将“国有化”消息告知中方,获得“默许”后才实施。中方对此自然坚决否认。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中日关系走到今天,东京前任“市长”石原慎太郎“功不可没”。

1979年,北京和东京就结为“姐妹城市”,此后双方市长不定期互访。而上一次应北京邀请东京方面访华,还要追溯到1996年10月青岛幸男担任知事时。石原慎太郎上任后,这种“城市高层外交”长期处于中断状态。

让石原慎太郎意外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他收到了北京奥组委发来的开幕式邀请函。虽然,这不是北京市政府的正式邀请,但或许石原慎太郎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可以拉近民众距离的手段吧,他最终应约前来。接替石原担任“新市长”的舛添要一,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舛添要一于2014年2月9日履新,4月底即以“向北京请教如何办好奥运会”的名义访华,并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热情接待。市长王安顺对舛添要一笑着说,在北京新落成的会议中心,自己第一次接待的客人就是他。

一个刚刚当选2个月的日本地方官长,将首次出访目的地锁定与日本关系最紧张的国家。舛添是一个很聪明的政客,善用媒体公关。还在竞选东京都知事时,他就把中日关系当成了一张“牌”,并利用中日媒体对此的报道赢得知名度上的优势。

一个例子是,在他竞选时,我的一个日本华人朋友发邮件,介绍他的事务所帮助舛添要一联络在中国的记者,全权安排对他的访谈。信中明确提到:“希望上天保佑在东京能够诞生一位久违的亲华的东京都知事”。可见,早在当选前,访华的想法已在舛添脑子里酝酿。

来华访问也是舛添主动向中方官方伸出的橄榄枝。“我在竞选东京都知事时,就提到要重新构筑东京和北京间友好合作关系。将此作为重要政策推进。安倍首相很了解。” 4月底,在北京市中心一间挤满中外记者的50来平米房间内,舛添回忆了访华的心路历程。此次跟随舛添访华的日本记者达数十人之多。

中国接下了橄榄枝。舛添获悉了中方态度——中国中央政府和北京市保证他顺利访华。此前一直对接待问题颇为担心的舛添,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向安倍内阁汇报了此事。4月10日,即临行前半个月,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和他共进“三人晚餐”。舛添在席间正式透露确定访问中国的讯息,安倍 “完全同意并给予支持”。舛添要一在离开北京后在一个小范围记者会上透露。可以说,布局对华发展是安倍与舛添间的共识。

4月中旬,安倍外交日程很紧——既要筹备奥巴马访日;还要不断协调5月初的欧洲之行。此外又要与胡德平、舛添要一等“第二渠道”沟通打开中日关系僵局。最终,中日高层的支持下,舛添要一访华在4月24日成行。他自豪地说,东京和北京间18年无高层交往的历史,在我访华后终结了。

表面看,舛添要一进行了一次“城市外交”——第一天参观了首都博物馆;第二天到首都师范大学演讲。王安顺与其会晤的地点也是北京会议中心。但不能忽略的是,唐家璇与舛添会晤并共进晚餐,前后时间长达4个小时。唐家璇曾任负责外事的国务委员,目前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他是对日关系领域最资深的外交官之一。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也和舛添要一举行了会晤。

唐家璇、李小林一个曾担任中国驻日大使、外交部长;一个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并在中日关系冷淡期间访问过日本,显然他们对中日关系向前发展,都持有正面的看法。这与舛添要一访华的方针相契合。

舛添要一的目标不止于此。他对的“政治使命”并不讳言。在记者会上两次暗示了这种“使命”。舛添说,他向所见到的中国官员都提到安倍非常支持他的访华之旅,并希望中日关系好转。他称“将这点直接告诉了中方。” 日本《每日新闻》曾披露,此前日方提出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晤,但最终没有成行。中国最高级别的接待者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汪洋。不清楚中方的安排是否有其他的用意,但舛添对这一安排表示满意。

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星期日上午,汪洋和舛添在中南海紫光阁畅谈了1小时。舛添对记者认真回忆了两人谈话内容,特别提到了汪洋用孙中山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名言来勉励中日关系。这让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孙中山很有感情的舛添觉得舒服。

汪洋与之会见,是舛添回国前的最后一场官方活动。种种迹象表明,这也是舛添最重视的交流。有外交官朋友介绍,舛添在访华前希望召开记者会,但没有下定决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交流的时间没确定。直到汪洋会晤后,舛添才召开记者会。舛添要一称,汪洋在会谈中提到日本政治家应该谨言慎行,不要做妨碍中日关系的事情。他对汪洋明确表示,他会把这句话转达给日本首相。

我翻看了日本主要媒体对舛添要一访华的报道,虽有一些媒体将此访比作安倍外交对华投降主义,但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过多渲染。可见舛添安排得当、处事圆融、性格沉稳,与其前任石原慎太郎大相径庭。

从外交礼遇看,中国明显乐见舛添要一接替石原慎太郎出任东京都知事,并将其视作是中日关系困难局面中的一个乐观因素。不过,舛添要一迟早将面对石原慎太郎留下的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2012年,石原慎太郎为“购买”钓鱼岛募集了超过14亿日元的捐款,这笔钱由于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而未能使用,目前依然归东京都管理。舛添要一是将其继续“冻结”,还是退还捐款人,抑或移作他用。其处理方案想要让中日各方满意,恐非易事。

舛添对中日关系未来的看法倒很坦率。他在回答日本记者的问题时表示,“作为政治家要争取获得选票支持很重要。但政治家也应该十分谦虚倾听不支持自己一派的意见,并且要负责……政治家也有义务向国民解释为什么如此决策、意义是什么……中日政治家都需要努力。”

舛添要一离开中国之际,下了一场驱散雾霾的透雨。虽然天空没有完全放晴,但沙尘顿消,空气清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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