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首席翻译披露中苏关系内幕

最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顾达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期间,曾多次参加中苏领导人会晤,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在此期间,中苏关系发生急剧转变,而顾达寿正好是这一转变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因此他的这本口述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关注。

为江青当翻译

顾达寿1929年出生在苏联鞑靼族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为父母都是职业军人,所以他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1947年顾达寿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原来是为远东国家培养革命者的一所学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都在这里学习过。当时顾达寿本来想学阿拉伯语,但学校负责人却让他学了中文。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在望,胜利后的中国一定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学校应该培养一批中文翻译。

1950年春天,中国共青团中央代表团来到苏联,学校校长让顾达寿为代表团充当翻译,陪同客人到各地参观访问。也许是因为表现出色吧,到了这一年秋天,校长又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为前来治病的“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翻译。

为此,他必须先到苏联卫生部第四局报到。到了卫生部第四局以后,他才知道江青患的是妇科病。做为一个还没有结婚的21岁的小伙子,顾达寿感到非常尴尬。回到学校以后他问校长:“为什么不派个女生为江青当翻译呢?”校长回答说:“你的中文学得不错,我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为了接待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顾达寿借了许多妇科方面的书籍进行“恶补”,希望能为江青同志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久,江青乘专机抵达莫斯科,顾达寿到机场迎候。当江青走出机舱时,顾达寿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

我看见从专机走出来的她,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中筒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体态苗条,尤其是她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佩戴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

当时江青36岁,但是顾达寿却说:“我见到她时看上去她才30岁左右,也许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但她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那么年轻美丽。”

随后,顾达寿陪江青在莫斯科最好的医院进行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他被安排在手术室里,隔着一道屏风为江青和大夫做现场翻译。后来医院请专家为江青会诊,也都采取这种形式。顾达寿因此得知江青患的是子宫颈糜烂。由于病情不重,没过多久江青就痊愈回国了。

22年后,即1972年秋天,江青邀请各国外交官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在苏联大使馆任职的顾达寿也出席了这场晚会,并与江青距离很近。让他遗憾的是,今非昔比的江青早已不认识他了。这让他感慨万端,并有些失落。

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此,刘少奇专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报了这一重要决定。由于俄语中从来没有“大跃进”这个政治术语,而苏联的集体农庄与人民公社也不匹配,因此刘少奇的俄语翻译赵某无法表达它们的含义。无奈之下,他只好让顾达寿来翻译这两个词汇。一开始,顾达寿想把“大跃进”译成“快速的运动”,把“人民公社”译成“人民协会”或“大众公司”。但是当他听完刘少奇的解释之后,决定把大跃进译成“大的飞跃”,同时根据“巴黎公社”翻译了“人民公社”。

有意思的是,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词汇。再加上他知道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他认为不是顾达寿翻译有误,就是毛泽东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在场的人都同意顾达寿的意见。因为这两个新的政治词汇很可能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产生裂痕,从而破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提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同义词来代替这两个词汇。由于顾达寿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尤金只好如实上报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后来,这两个词汇被广泛使用,甚至被收入中国出版的俄语词典和俄语教科书中。

与周恩来的交往

早在1952年,顾达寿就在哈尔滨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为此,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为了表示友好和诚意,苏联外交部派顾达寿带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中国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乘坐苏联专机,而是坐自己的专机前往。117日,苏共中央除了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之外,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二人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让顾达寿感到惊讶的话。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该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毛泽东给他取名

1951年秋,顾达寿提前完成大学学业,被派到由苏联人管理的长春铁路局哈尔滨分局工作。在中国,哈尔滨是最有俄国特色的城市,当地的许多方言都来自俄语,再加上迷人的风土人情,让顾达寿颇有“乐不思蜀”的感觉。第二年冬天,苏联将长春铁路局所辖全线路段及其设施归还中国,与此同时,所有苏联专家也分期分批撤离回国。在交接仪式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接见了苏联专家的代表,并对顾达寿的翻译给予充分肯定。19532月,顾达寿随最后一批苏联专家离开了中国。回国后,顾达寿担任铁道部翻译处处长。但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外交部工作。1954年,他再次来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修后,他担任了苏联大使馆首席中文翻译。

1957年夏,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清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按:书中译为卡加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为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表示支持,唯有中国共产党没有表态。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来中国通报情况,并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米高扬飞抵北京时,中国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为了领导这个运动,毛泽东正在避暑胜地杭州召开秘密会议。于是米高扬带领顾达寿追到杭州,与毛泽东终于见了面。

见面之后,米高扬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毛泽东说:“我好像记得我们已经给苏联发去一份电报,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事实上,直到米高扬离开北京回国时,这个电报才发出去。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他看到顾达寿使用筷子,便同他攀谈起来。当毛泽东听说顾达寿的俄文姓氏是“顾达舍夫”时,便不无讥讽地调侃说:“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我给你取个中国名字,就叫‘顾打手’吧!”听到这话,顾回答说:“毛泽东主席,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个名字。因为我是个外交人员,从事和平的工作,怎么能去当打手呢?”于是毛笑着说:“既然你不愿意当打手,那我就给你取个真正好的中国名字,叫‘顾达寿’,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很高兴。

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曾多次会晤,顾达寿都在场充当翻译。在顾达寿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看不起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因此,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不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一概驳斥,甚至还在谈判桌上用脏话咒骂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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