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治理“公权私授”须扎紧程序藩篱

4月19日,20岁的王茜被湖南湘潭岳塘区选拔任用为发改局副局长。消息经网站公示后,舆论大哗。有人“合理推测”:此女必为某高官之后。经查证,果不幸而言中,王茜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

群众的眼睛之所以如此雪亮,是因为类似事件早已屡见不鲜: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的儿子曹博文,2011年才大学毕业,早在2010年就被安排进冷水江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工作,享受事业编制;2008年河南省固始县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最后公选出来的12名乡镇长几乎全为官员后代;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共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各种名目的“萝卜招聘”、“量身定制”,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官一代”对权力的代际转移,对民众承受极限的不断挑战,令舆情一次次惊诧和愤慨。

这类事件之所以总能掀起舆论的波澜,概因事涉吏治腐败。吏治腐败向来都被认定为“最大的腐败”,它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世袭”或曰“公权私授”最具典型性。以王茜事件为例,为了她一人的仕途顺畅,在一年多时间内,邵阳、湘潭两市多名官员共进行了三次违规操作,如果不是这一过程被舆论曝光,相信涉案官员的链条可能更长。这么多官员对王茜如此青睐,当然是奔着乃父而来。身为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的王达武,对此岂能不投桃报李?于是,一次次“公权私授”等于在官员默契间签发了合法证书,为后续的连环腐败埋下了伏笔。

“公权私授”必致官场糜烂。一些地方基层“官二代”现象层出不穷,表明公务员考核、选拔、任用过程中,某些基本制度、基本程序出了问题。“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是执政党的理想,由于执政党成员由具体个人组成,这些具体个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中国的官员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既有公心,也有私欲。所以,中国的腐败和同等制度条件下的其他国家相比,既没有特别的多,也没有特别的少。要治理“公权私授”,靠官员自律不行,思想教育作用也有限,还是需要扎紧“干部进出”的程序藩篱,通过针对性的设计,让有心滥权的官员在制度上无空子可钻。

首先,对官员后代的从政要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官员后代并非不能从政,但由于他们拥有先天的特殊资源和优势,为体现机会公平原则,不让其他人输在起跑线上,必须对官员后代的从政条件和过程实行更严格的审查、考核、监督和限制。如,不能在其长辈的职权影响范围内从政,对其从政、升迁的时间、地点有更严格的限定,必须接受人大和媒体的监督,一旦发现有徇私舞弊行为,则相关环节负责人都必须承担相应处罚,严重者,还要付诸法律。

其次,需要重新制定和降低官员的“准出制度”。在王茜事件中,王茜之父王达武既是事件的动因和源头,也是后续连环腐败、利益交换的出口,更是阻止继续腐败的关键。中国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也是法制尚不健全的国家,行政权力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国家政策、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执政党的形象和政府的权威,大多靠手握权力的官员们的个人素养和能力体现。如果这些掌权官员缺乏对执政党的责任感,缺少对民众的服务意识,私欲过重,甚至不惜公权私用,那么,受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民众利益,更包括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长远利益。因此,如果这类事件的处理,不延伸到王达武这些“官一代”,那么对其他人再怎么处理也无助于遏制后续腐败,不足以以儆效尤。现在到了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了!中共组织部门有必要设置干部“准出制度”程序,对公权私授的官员也要有类似“一票否决制”的设计,对类似“娃娃公务员”、“吃空饷”、“官二代”等恶劣行为的源头责任者,一经发现即开除公职,永不录用。非如此,公权私授的根源无法铲除。值得一提的是,在王茜事件之前,相关处理基本都止步于具体的操作人,只惩处违规提拔“官二代”的官员,废止该次提拔,不涉及事件的源头“官一代”本身。在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坚持下,这一次有了重要的进步,有关方面给予王达武党内警告处分,并免去其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让王茜事件暂且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圆满结局。

需要强调的是,舆论不可能次次在场,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只有扎紧干部进出的程序藩篱,让腐败分子在程序之外无路可走,才不得不走回程序的正道,官场气象也才可能为之一清。由于最有可能违反和破坏程序的,正是那些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所以,针对官员后代从政要有特殊的、更加严格的程序设计,不能官民一视同仁。这才是中国现状下的法治之道。

《凤凰周刊》2012年15期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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