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变废纸

5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年度会议”上,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年来,完成率尚不足两成。已经公开的信息有很多是老百姓并不需要的,而老百姓真正关注、需要的信息,却因诸多原因并未公开。与会者感到: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决定权似乎仍在政府官员而不在法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问世4年,执行过程变成了挤牙膏式的“信息施舍”。

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信息公开是政治现代化对政府的要求,体现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治者知之”的官场文化和现行体制下的官员利益相悖,政府官员出于本能具有“逃避公开”的愿望和冲动。这种逃避有两个指向,分别为向上和向下。向上是为了粉饰政绩,逃避问责,只报喜不报忧。媒体披露的许多地方对公共灾难死亡人数的隐瞒,以及统计系统的各种数据造假,就都是对上逃避信息公开的表现。对下则是逃避公众的知情监督,避免各种不能见容于公众的腐败和失责行为曝光,引起民愤。在不久前召开的深圳市绿色出行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四家媒体记者轮番追问,也问不出深圳市的公车数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政府信息不公开对全社会的危害显而易见。对政府而言,隐瞒“不利信息”固然可图苟安于一时,但也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矛盾的最佳时机,结果往往是小事变大事,可以调和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人为地激化了官民矛盾,将政权推入险境;对民众而言,在信息爆炸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获取不对称信息已经变得唾手可得,人们再也不愿意回到信息被阻塞的过去,政府隐瞒真实信息的结果,只会导致民众对从非官方正规渠道获取的碎片信息、甚至流言、谣言的不当依赖,迅速放大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不信任感,对社会情绪趋向偏激和极端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了四年,本应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实际效果却只相当于提出了_一种愿望或要求,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行为并没有约束力。这种典型的有令不行的现象,其深层原因是民权太弱,民众没有足够的监督手段和监督能力把政府官员的不作为纳入监管范围。在这种现实格局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纸面上的法规,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不被降格成一种表面上的行政伦理,一种口头上的政治正确。‘必须如此”的行为,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是”与“否”的游戏。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然而,纵然是法令如山,如果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再庞大的法律体系又有什么用?民间流行的段子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生动描述。

今年“两会”后,社会各界对“十八大”、对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都寄予厚望。改革从来就是一个多项的方案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历来是改革要素之一。要想让执政党与民众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传统的信息垄断如今在技术上不但已日渐不可能,而且徒增社会心理上的对立及管制上的被动。因此,必须把握主动,因应信息时代民众对信息的高度需求,落实改革,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明制度”战胜偏好掩藏真相的官场“潜规则”,用法律规范政府,让舆论监督和约束权力,使中央政府真正能做到令行禁止。譬如,对民众呼声极高的三公消费、税收支出、官员财产申报等等,必须回应,必须具体、翔实、公示,没有一丝含糊,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民。对违犯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明确责任人,实施具体的惩罚措施,包括鼓励和保护本质上反应和代表民意的媒体监督。

 若非如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再运转10年,依然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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