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对官员嫖宿幼女宜用重典

对官员嫖宿幼女宜用重典

最近,原河南永城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强奸10余名未成年女性,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据报道,李新功涉嫌违法犯罪之前,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而浙江永康也同时曝出嫖宿未成年女学生案,案件涉及当地人大代表、村主任和多名企业家。这两个消息在境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近年来,大陆接连发生侵害幼女的案件,贵州习水、陕西略阳、福建安溪等地均有同类案件发生。这些案件不仅给那些幼女带来巨大伤害,也对受害者亲友及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影响,给执政党的威望和公信力带来深远损伤,从而加速腐蚀了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因为性侵害幼女,对任何文明社会来说,都是对公众人性和道德底线的挑战,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禁忌。未成年人没有行为判断能力,对其性侵犯各个国家法律法规都主张予以严惩,中国自然不应例外。

此次李新功事件,引发很多民众对1997年《刑法》新增的“嫖宿幼女罪”条款的反思、不满甚至痛恨,很多知名人士也在互联网上纷纷撰文,呼吁废除相关罪名条款。我国《刑法》中早有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同时又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两款规定显然有逻辑矛盾,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不具备民事能力,即便孩子出于无知同意了,也应当以强奸罪论。司法实践表明,刑法增加了“嫖宿幼女罪”的条款后,不仅没有减少相关的犯罪行为,反而助长了犯罪团伙引诱或强迫幼女卖淫,也让一些变态分子更大胆地对幼女实施性侵害。客观地说,“嫖宿幼女罪”确给一些犯罪分子减轻法律的惩罚提供了方便之门。据广东省妇联统计,仅广东省一地,在2008年至2011年6月间,检察机关受理的对“不满18岁”女童的性侵害案件就高达1708件,其中不满14周岁的幼女有一半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全国是怎样的数字。立法者亟须从这类频繁曝光的案件中反思“嫖宿幼女罪”名的实际法律效力,以从立法源头上对此类犯罪行为有所遏制。

性侵害幼女已然引起社会公愤,此时,官方对应的立场态度就很容易成为关注点。大多数地方政府对此类案件采取的都是淡化处理。诚然,官方在此时必须考虑到保护受害人隐私,但只要不披露受害人姓名、住址等必要的信息即可,如果连案情的任何进展情况都不予报道与公开,又怎能保证办案程序的公平公正?即便法律的判决是公正的,也极易给外界民众带来怀疑和想象的空间。如果各级政府只是一味地回避舆论监督,不仅无法给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以震慑,还会使民众对法律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极个别的官员对幼女的性侵害案,地方政府也只有严肃对待严厉查处,公开透明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布案件的进展,才可能表明政府心迹,有效安抚民心民意。

性侵幼女在官员中尽管属于极个别现象,但却不能小看了这类案件对政府和法律公信力的破坏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姓对于官员的品行、道德要求是很高的,许多时候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常常把官员和政府划等号,个别官员违法犯罪了,往往会导致民众对所有官员的信任度下降。如今一些地方官员,公开场合和私下所为有如天壤之别。有些官员人性异化,人格分裂,丧失理想信念,私欲难填,这样的官场文化一旦蔓延,对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时,轻者会藐视法律或政府的公正权威;重者会形成整体的社会病态人格。长此以往,民众的犯罪感便会麻木,反正都在犯罪,不被逮住就万事大吉。这种病态人格将让人最终丧失基本的道德感,把一切欲望都视作人性的常态。这种整体的文化分裂,既给法律的执行带来巨大困境,也会让民众渐渐失去对社会的信任,甚至也不再信任自己。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没有自尊感时,这个社会的底线自然降得越来越低。到那时,这个社会就真的没法“管”了。

大陆的立法者、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应当极为审慎地处理这类案件,否则的话,会给公众的心头投下一片难以消除的阴影。一个社会最大的绝望,莫过于父母无力保护子女的绝望。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其他国家,对此类犯罪都处以重刑,像波兰、韩国、俄罗斯等国甚至立法对这类罪犯实施“化学阉割”。因此,对这类恶性犯罪事件的害群之马,如果仅仅作出停职或开除党籍或依一般法律判刑显然是不行的,理应施行重典。

《凤凰周刊》2012年18期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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