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政府应避免沦为公共信用的“洼地”

谁也不曾料到,8月29日发生的方大国事件,短短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刚络运动。事件虽然缘起于广州市越秀区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夫妇与南航空姐的纠纷,转折点却是两天后越秀区委宣传部匆忙公布的与此前公众接受的信息大相径庭的“调查结果”------意在息事宁人的政府,由于其应对方式方法严重脱离信息社会现实,致使事件迅速被无限放大,“官员个人出事由组织买单”的行为演变成网民关注和声讨的焦点。在此过程中,政府成为各种质疑和不满的流向地,公共信用急剧流失,一时沦为信用“洼地”。

息事宁人不成反而惹祸上身,越秀区委宣传部内心一定十分委屈,然而,事出有因,教训可循。方大国涉嫌打人事件发生后,面对公众质疑,作为当事者—方,方大国本来就应该迅速将他所经历的事实讲出来,这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要求,越是有着官员的身份,公共责任的分量就越重。但现在的情况却是,遍布各地、各级的“方大国”们,个人出了不名誉的事情被公众曝光后,却要由各级“组织”站出来代替其向公众解释。于是,在公众的心目中, “组织”自然便成了方大国一方的代言人。如果官员是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政府出面解释是必要的;即使官员个人的行为有错,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在承认和处理官员错误的前提下,政府也可以出面延揽部分责任。

但是,对于这种官员公务以外由私人行为引发的纠葛,政府只有监督的责任,没有替他们承担的义务,更不必为此押上政府的公信力去与民意对抗。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公民意识已然觉醒,信息传递速度每秒已可达数百万人次。当此之日寸,政府混淆了官员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私务与公务的界限,在不该出头的时候强自出头,以公权力的信用做抵押、变相担保出事官员尚不可预知的后果,怎能不招致舆论批评和围剿呢?

何况,政府的态度并不能替代法律的裁决。方大国事件本来可以按照普通的民事纠纷方式来处理-------一方有意见和诉求,如果与另一方不能达成妥协和解,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经民事调解或法庭审理,最终由法官依据相关法律裁决。这样,政府就可以超脱于矛盾之外,既不会损及自身,更不会成为社会矛盾所指。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个人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面对多种多样、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谁也不可能包揽一切,更不可能捂住盖子搞掂一切。社会矛盾的正常处理方式,只能遵循法治的轨道,由相关各方在共同规则和法定程序内解决。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必然是法治文明的原因。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立场中立的规则守护者角色:既不能是某一方利益的代言人,也不能是替代规则得出结论的仲裁者。

如果政府偏离了这一中间看守的位置,无论你怎么做,都必然成为各种质疑和不满的最终承载者。如果事涉官员的个人问题,存在某种利益驱动,在民众心理中往往认同“官官相护”的文化传统,政府的行为在公众眼中更会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想出面直接解决问题.越会制造更大、更多的问题:政府的行为不是在火上浇水,而是在火上浇油。在一次次与民意的对撞中,政府的信用资源便会不断流失,最终沦为公共信用的“洼地”。

在前年的青海玉树地震“谣言”中,在去年的北京市等地空气质量监测风波中,人们都看到了政府沦为信用“洼地”后的恶果-------就像世人熟悉的“狼来了”寓言一样,当政府公布的信息在民众的印象中变成并不可信或至少并不可全信的时候,即使它讲的是真的、对的,人们也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或流言可以轻易左右公共舆论和民众情绪,公共危机一触即发。

政府要避免沦为公共信用的“洼地”,就要高度重视社会信息透明化和政府信用的严密守护,严防公权力私用和擅用;学会从不相关的社会矛盾中把自己“摘出来”,而不是抢着、挤着要跻身其中。对官员个人的私务,政府可以关心、监督,但不可包揽责任;政府不可替代官员个人发言,更不能替代法律作出裁决。政府要严守中立,为以法治解决问题留出足够的空间和位置。

在方大国事件中,如果官方的“调查结果”不是替代法律作出决定,而只是客观陈述方大国一方的认知,或者同时向公众呈现不同各方的观点(比如方大国夫妇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文字说明等),引导和鼓励执不同认知的各方,在法治的途径下解决纷争,这件事就会由公共事件还原成普通的民事纠纷,将影响降到最低。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不会流失,还将得到提升,同时法治的权威也能彰显。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站在公共信用的“高地”上,在网络和民意的推动下,引领社会信用的重建,同时夯实自己的政权根基。

口周兼明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juanshouyu/1417.html【责任编辑:昊京强】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