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的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

“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使其成为公共机构的负面代表,与之相关的大多新闻都会引发网友热议。近日大陆媒体一篇关于“红十字会改革”的报道也不例外。这篇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标题变成了《红会去行政化阻力巨大:多数职工怕改革丢编制》,言简意赅地点明了报道的主题。

今年2月,红十字会作为唯一的社会组织,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单位;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把红会改革视作社会组织改革的破题之举,为工、青、妇这类官办社会组织改革探路。然而,“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推进维艰,因“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最终,使“去行政化”未能列入红十字会的改革任务中。显然,目前提出的“曲线路径”和“双轨制”是妥协的产物,这也是民众舆论反弹的关键。在一个系统内,形成在编公务员与招聘人员的“双轨制”,等于宣布了原先所谓的“改革”已面临半途而废的困境。

红十字会由信任危机带来的信用危机显而易见:去年收到的捐赠只有28.67亿元,与前年67.29亿元相比,降幅已近六成,今年这一数据可能会再创新低。民众普遍认为,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这类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因没有明确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的正常关系,使得红会对权力有深度依赖,造成了这类社会组织的低效率和不透明,对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却成为一种垄断特权,等于在削弱中国社会组织和事业的整体效率。红十字会并非中国独有,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救援组织。但无论在哪个国家,独立、中立、公正、志愿服务等这些基本原则,并不因国家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身份独立是首要原则,想来这也是国务院将其首先列为试点机构的原因,因为它有很多通行的国际惯例可资借鉴。加上中国红十字会面对的信任危机,改革不仅有利于取得民众的信任,也易于其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去行政化”就是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这本身就是红会这类官办社会组织必经的改革之路。30多年来,哪一次改革没有强大的阻力?如果遇到阻力,就绕道而行、寻找曲线路径,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改革红会这类的官办社会组织,比起早年的国企改革,牵涉面要小得多。难道改革只有一万多人的红会,会比让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遭遇更大的阻力?拿“阻力”说事只能表明主导改革者对改革的决心不大,不触动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就意味着可能损害到更多人的公共利益。

让红十字会这类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因历史原因,中国的一些社会组织,一直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去行政化”就是要不断减少这类社会组织的行政权力,增加这些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其实是所有官办社会组织的“重生之路”。这些组织改革得越早,在未来获得的社会公信力和生存空间可能就越大。社会之所以需要社会组织,就是因为它独立的身份,有助于协调政府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行政化无疑阻碍了社会组织发挥这一最为有价值的能力。

因长期借助行政权力、以行政化方式进行慈善活动,使得管理松散、效率低下、透明度不高成为这类官办社会组织的通病。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约845亿元,只占同年GDP的0.18%。不只低于发达国家2%左右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巴西(0.5%)、印度(0.3%)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慈善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度,2010年捐赠总额近3000亿美元,来自民众个人捐赠超过80%。美国社会组织之所以在民众中有如此高的公信力,主要原因就是保持这些组织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使其能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在美国即便是10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这些组织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民间社会组织需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业务及财务状况,不仅政府会监管,还需接受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评估机构向公众发布测评结果,民众根据评估决定是否要向这些组织捐款。一旦测评数据过低,自然影响到这些社会组织的生存。可以说,保证这类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前提,就是要确保它的独立性与民间性。

未完 详情见 《凤凰周刊》2012年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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