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多渠道改革养老保障制度

两则与养老金相关的新闻,把争议多年的养老制度改革,再度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并一度成为“两会”热点。中国社科院《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调查显示,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1万元,两者相差近50倍;近四成的人认为养老金不能满足生活之需。另一则新闻是人民网对“2013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的调查,“社会保障”一栏高居关注榜首,98%的网民认为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的条件已成熟。

用养老保险解决劳动者的老有所养,是现代国家通行的福利原则。因政治和文化认知的不同,各国奉行的养老政策有很大差别。北欧国家注重公民的平等权利,养老保险成为平等分配给民众的福利,政府通过法律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几乎包揽了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英国养老保险主要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德国则注重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公民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福利与个人的社会贡献成正比。

除了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外,这些国家的养老政策虽名称细节不同,但总体说来,都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块是国家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它是民众养老的最后防线;第二块是补充性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它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美国的企业年金市场目前发展得最大,它不仅为美国国民提供了来自政府福利以外的补充福利,还为政府分担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责任,成为美国社保体系市场化的主要物质基础。第三块就是个人储蓄与商业保险,是个人想维持更高的退休生活标准的一种选择。各国规定虽各不相同,但在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都是以公平作为政策制定目标的,这是国家养老保障的福利本质所决定的。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国家提供给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和福利,都应当是均等的,因为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如果重大的公共服务,从制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感,就会造成其他群体的被剥夺感,最终造成社会群体的撕裂,影响稳定。

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普通企业与国企差距以及普通企业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差距;所谓的双轨制,简而言之,就是普通民众交多拿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不交拿多。当这种双轨制引发的社会矛盾从隐性转化为显性时,如不及时解决历史遗留的矛盾,终将带来执政者的被动。

造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制度不合理,例如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虽在2004年推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2011年又发布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但迄今为止,这种补充养老险的企业参与率才1%,参保人数也只占就业人口的1.6%,且分布在电力、石油、金融、交通、通讯等垄断行业。目前主要是国有垄断行业的员工购买了企业年金。前几年,曝出的新华人寿前总裁孙兵每月养老金高达9.28万元,就是该企业为数十名高管购买的补充养老险。很显然,这种高额养老保险是很多垄断企业畸形高福利标志。那些垄断国企每年创造的利润和给全国人民的分红,并没有50倍的增长,但他们的天价薪酬与养老金,却在偷偷地疯狂上涨,其实质,就是变相侵吞国有资产。

一方面大量民企和普通国企没有企业年金,一方面垄断国企高管等人高额的企业年金,过分的悬殊使大量从企业退休的普通民众,难以靠单一的基本养老金安度晚年——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缺点和失责。老百姓不敢消费,多因担心养老问题。只有改变垄断国企高福利的制度基因,使其利润、支出都公开透明,并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性质挂钩,与从业者社会贡献挂钩,才能遏制养老金悬殊过大的局面。

养老不公引发民怨的另一原因,是政府与事业单位的超国民待遇,有些政府、事业单位人员不用缴纳任何费用,领取的养老金替代率却高达80%,且由国家财政列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30多年之后,想让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可“铁饭碗”、“铁福利”一直延续到棺材里,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理想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让公务员也参与到国家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在基本保险之外,可参考香港在2003年后,对公务员实行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另外设置公务员职业公积金。如果公务员能清廉、称职地退休,可按工作年限与职务发放一笔职业退休金,一旦出现违规事件,职业退休金就要被没收,还可对腐败有所遏制。去年深圳市对1800名聘任制公务员,采取的就是这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结合的养老制度,值得全国推广。这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有助于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让在企业工作者不因后顾之忧而离开企业,也让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打破“体制崇拜”,获得更广泛的择业自由。

...未完,详见《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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