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导班子“习李搭档”的互补

 

习近平目前正处在主政后的“蜜月期”,党政军各方面给予了他相当大的支持。过去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薄熙来事件。在这个紧要关头,高层领导深刻地意识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只有达成共识,才能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很难产生强势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都出自于战争环境。但现在如果爆发战争,国家的不稳定性就更大了。习近平成为新领导人后,各方还是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新班子仍然重视政治继承,习近平对中共早期传统有着血脉和精神上的双重继承,这让习在部署工作时能得到比较多的支持。这一点是10年前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时所没有的优势。

本届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九人减少为七人,人数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制度性的变化。我认为未来高层精英政治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最高领导集体产生的途径来看,领导人当选的过程是不是民主、公正、透明。第二,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要处理好一把手和其他常委的关系。既要给一把手实权,又要从制度上对其有合理的牵制。第三,关于集体领导制度下常委之间的分工问题。常委既要有适当的分工,又要防止部门化情况的出现。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将是决定政策是否能高效执行的关键。

从领导人以往的履历和言论来看,习近平支持市场化,支持经济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和金融开放。他上任后的南巡就强烈地释放出了这一信号。李克强比较关心弱势群体和民生问题。例如保障住房、医疗改革、食品安全和能源问题等。他们俩具有较好的互补性。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在政策的平衡性上做得较好,这一点有利于党内团结。他一方面主张市场开放,同时支持王岐山打击官员腐败,特别是金融领域内的腐败,这一举措对健全和发展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很大影响。同时,习近平也注重与李克强的合作,让他推进户口制度和城镇化的改革,这又显示出习关注民生的一面。此外,“两会”后将有部委改革、分税制改革。在这些改革中,李克强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从行政分工的角度来看,国务院领导在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比例上升,从五年前的2/9到目前的2/7。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务院这个机构的地位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更重要了。但国务院的其他高层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例如,将在3月人大任命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一名国务委员已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依然没有进入政治局等,都和五年前没有变化。

同时,国务院各部委有可能在两会后出现大的调整。现在的28个部门要经历新一轮的裁撤合并。这是对李克强的执政能力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协调能力的挑战。

十八大以后,技术官员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一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体现得最明显。拥有文科背景的官员人数显著上升。同时,几位公检法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关于反腐,我不同意两种极端看法。第一种观点是认为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多反腐败的讲话,中国的腐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习近平说“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是“苍蝇”太多,不可能都打完。打“老虎”则会带来党内产生派系恶斗的危险。所以尽管中共高层下决心反腐,但实际执行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次反腐和以往历次反腐一样,完全不会起作用。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最近几次谈到反腐败问题后,各地官员抛售房产、会议从简等情况,这些情况说明了官员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这是可喜的变化。

我认为中共高层领导并没有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彻底消除腐败,但他们意识到腐败之风一定要扼止。打击腐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像薄熙来采取的搞运动的方法。第二种,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法制建设,让民众对法治树立信心。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能寄希望所有改变在一夜之间完成。这对于刚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来说也是一个很棘手的工作。腐败问题不处理,就可能“亡党亡国”。但反腐败处理得不好,也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所以一方面,他要保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树立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仅仅是没有带来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败事件的出现,从而逐步建立有效的机制、可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

(李成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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