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予少取”是城镇化建设的宗旨

此次“两会”,城镇化毫无意外成为热点议题。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城镇化不能简单地“造城”、“扩城”,必须警惕新一轮城镇化重走“被城镇化”的老路。

所谓“被城镇化”,可分解为土地的“被城镇化”和农民的“被城镇化”。最近舆论热炒的“鬼城”蔓延,就是土地“被城镇化”的集中体现;而农民的“被城镇化”,则是指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强制交出原有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住房,得到的只是新型社区的一套楼房和少量补偿,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都付诸阙如。这样一种“城镇化”,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其本质是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它一方面加剧拉大了贫富差距,制造和激化官民矛盾,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种子;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大量“空城”、“鬼城”,放大并积累了房地产业本已存在的泡沫,催生出产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与中央推进城镇化的宗旨和目的南辕北辙。

李克强1月15日在国家粮食局考察调研时曾明确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在这里已将本轮城镇化建设的宗旨“多予少取”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到地方就变样了呢?

核心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和处理好“取”、“予”之间的关系。虽然城镇化被称为“最大的内需”,被视为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量,然而城镇化必须首先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市民化问题: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绕不过也等不起。据测算,一个农村人口要变为城市人口,需增加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合计10万元以上。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1%,按户籍人口计算为35%。到2030年,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无疑,这意味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但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持续进行大量投资。对于负债已不少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这显然构成很大压力。不仅如此,央行还总结了推进城镇化相关投资的几个特点:一是资金需求量大;二是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回收周期往往更长;三是有些投资并无经济收益可言,甚至全部体现为社会效益。因此,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很大一部分难以获得商业支持,政府必须自辟“钱路”。

在这种“多予”的资金压力下,加上急于求成的政绩心态驱使,一些地方官员难免会将“钱路”放在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上,乃有与民争利、逼农上楼、夺民生计等系列现象发生。当地方政府“未予先取”,将本该“花钱”的工程变成“赚钱”、“来钱”的营生时,本意在“利民”、“惠民”的城镇化,就变成了“伤农”、“坑农”的“被城镇化”。 

此番要积极稳妥推进新一轮“城镇化”,中央政府必须及早出手,遏制过往这种“被城镇化”的倾向和惯性重新抬头,将立足点放在“多予少取”上,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市民接纳农民、以及农业借此实现现代化等综合目标。

具体到执行层面,则体现为政府要充分尊重民意,一方面不强迫农民进城和失去土地,不迫使农民与依存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宗族伦理)决裂;另一方面,要在户籍、教育公平、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城乡衔接制度建设方面,多进行合理设置,多投入资金,给进城农民家庭予以实际帮助,降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时还要通过土地确权、流转等制度改革,让愿意离开农村的农民家庭拥有一笔可观的资产收入。当农民进城的收益大于支出时,其家庭才可能在城市待下来,李克强所说的城镇化的核心主要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才能落到实处,进而也才能缩短城市新老居民间的阶层差距。而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政府也要将投资重点落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上,推广高新技术,增加政府资助和小额贷款,帮助、扶持农民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缩小延续多年的城乡“剪刀差”,达成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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