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究竟在恐惧什么

中国真真切切地是在进步。连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害怕的东西也越来越高端了。

以前,让国人怕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怕吃不上饭,怕出门遇盗匪,怕新房开裂渗水,怕雨天大街上下水道没盖,怕大桥垮塌……如今,新增加的那些怕的东西,非专业人士不认真查一下资料都很难说清,怕奶粉中的三聚氰胺,怕粮食的转基因、重金属,怕PX,怕核燃料……

虽然大多数人其实说不清究竟怕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害怕,但怕就是怕。因为怕,很多人下乡甚至出境购买米肉蛋奶;因为怕,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口耳相传不吃不碰为佳;因为怕,老实的中国人也会上街散步聚集,为的只是让那些听起来可怕的东西别建到自己的后院。

这让政府与投资者常常很受伤,明明是能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大项目,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工艺提升、管理改善,那些听起来让人害怕的东西可能引发的现实危险与焦虑,甚至不如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个印染厂或废物回收站,但一朝群情汹涌,所有的投资、建设、前期准备便不免打了水漂。

这样的故事已经演了十多年,小到高压电塔、通信基站、变电站、加油站,大到垃圾焚烧厂、核电站、重化工项目。

西方学者给这一现象提炼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名字——邻避主义。它多发端于民众环保意识觉醒但基本素养仍不足之时;该主义流行时,大多数民众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一旦恐惧被植入,那么他们就会被恐惧牢牢抓住,丧失独自思考能力,欲罢不能。一个带贬义的称谓把陷于这种状态的人群叫“群氓”。

这是许多先发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换个角度说,它也是政府、社会现代性、成熟度的一个观察维度。或者说,它是政府升级、社会转型、塑造公民必须跨越的一道槛。

如何跨越这道槛?许多国家已率先垂范。它要求政府彻底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求发达的社区文化和组织,而且政府和社区(民众)之间能保持充分、有效的互动。

然而,魔鬼总是在细节中,细节的缺失,阻碍着任何谅解和协议的达成。要促成有效互动,必须解决民众的恐惧,而要解决民众的恐惧,则必须首先知道民众究竟在恐惧什么。

以PX项目为例,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努力普及PX的相关知识,强调PX终端产品低毒性、低风险甚至低过乙醇。这样的解释是必需的,但它只能解决某一特定阶段的恐惧,即民众完全不了解PX终端产品,他们害怕是由于不关注、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偏听偏信、以讹传讹。这还只是最初级的恐惧。

在民众环保意识觉醒初期,恐惧会进化。PX终端产品低毒,但生产工程中产生的苯、硫化氢等却是高毒高致命性的。要解决这个进阶的恐惧,知识普及就远远不够,还要用民众能听得懂的语言,相对专业的态度,对生产流程及相关法律环境进一步说明。

即便跨越知识普及、专业技术与法律规范的解释阶段,转型国家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人”的因素还是会浮现出来。设备、工艺、流程、法律都没问题了,一旦出现生产者、监管者、执法者不负责不尽职的情况怎么办?解决这个阶段的恐惧,就必须求助一系列短期、长期的制度安排。比如开放此类企业让民众参与监督,公开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记录包括故障应对,政府监管必须保持透明公开等等。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民众、企业与政府之间通过无数细节建立起来的互信。

事实上,民众确切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对政府和投资者而言恐怕是最幸福的事。最麻烦的情况是,民众根本不知道或说不清自己在害怕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政府和投资者的全方位失职,或者,他们从来没有把民众的反应纳入考虑之中。

在民众环保意识刚刚觉醒的中国,政府和投资者在规划一些有重大环境争议项目时,一定会感觉到举步维艰。但这就是你们必须经历的阶段,你们必须学会小心揣摩民众的心理,科学规划设计,严格管理,并在程序上尽最大可能公开、透明、民主,并最终形成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否则,一个项目偷偷摸摸上马,然后群情激愤,然后地方政府仅仅出于稳定考虑而被迫叫停的戏码,还将不断重复。

请记住,在项目论证开始时,务必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了解这个项目会给民众带来怎样的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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