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治谣中的警察权滥用

中国公安机关发起的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专项行动,在一些地方已经完全被公权力搞成恫吓民众的“恐怖”行动。例如,河北清河警方居然对一个发帖询问是否发生命案的网民进行刑拘,理由是该信息迅速被点击1000余次,引起很多不明真相网民猜测,在该县部分群众中传播,引起了恐慌。一个地方的警察机构,对这样一条信息如临大敌,可见,公权力的神经是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

互联网也是江湖,现实世界怎样,网络世界也怎样。在中国有5亿多网民,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增长的情况下,网络环境确实需要净化,对于涉嫌制造和传播谣言,利用网络实行敲打勒索等网上犯罪的行为,尤其需要严惩。因为网络传播的匿名、自由和交互性强的特性为网民提供了隐性身份,使得人们少了面对面的尴尬和法律的顾忌,不必去任何社会责任感。从而也使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方便,代价更少,并进而导致网络谣言对政府公信力的杀伤力,及社会秩序的破坏,也非同小可,何况,在目前的转型时期,政府公信力本来就不高。

然而,在肯定整治网络谣言——且不管这场行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必要性的同时,对治理手段、法律依据、方式方法等又必须讲究,不应将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的行动,变成一场毫无法度、破坏法制、凭警察机构根据个体好恶进行自由裁量的运动。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人们看到,自开展这场行动以来,不少微博大V、网络知名爆料人及媒体记者被刑拘。

比如,前段时间新快报记者刘虎举报现任国家工商总局某副局长涉嫌腐败,近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而拘押,虽然现在还不能证实这两者是否有直接关联,但此罪名及时间点不能不让人做此联想。对官员和公众人物的举报,尤其是有关腐败的举报,当然应该审慎,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考虑到现实环境,要使全部举报事实都准确无误,细节不能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这种以公民个人力量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的调查,收集证据,只能在暗中进行,要冒很大风险,因而出现一些差错在所难免,只要不在一些关键证据出现很大失误,就不能说事实不清。即使在关键证据上出现差池,也不能认为就是有意栽赃或造谣。除非被举报者能够证明举报者含有这样的意图。

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涉及到举报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腐败或其他关涉其名誉权或隐私权的事情,只要不能证明举报者构成恶意毁谤,就具有刑事豁免权。因为这关乎言论自由和对公权力的监督问题。与普通民众相比,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的隐私权已经在法律保护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渡。因此,当他们的隐私权或名誉权遇到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时,只能退居第二位,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假如官员和公众人物认为媒体报道或公民举报有误,可以反驳,也可向法院控告,但不能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力或其他资源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否则,应受司法制裁。

换言之,在普通公民和官员与公众人物之间,法律优先保护的是公民的举报权利。中国目前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同官员的隐私权谁先谁后的问题,但在实际的案例判决中,有向前者靠拢的趋势。退一步而言,即便举报者真的是故意捏造事实进行举报,以败坏官员名声,也要在查清举报事实后,再刑拘举报者不迟。

可现在人们并未看到有关警方对举报事实进行调查的报道,就将举报者刑拘,这是很不妥的。这样做无疑会为一些官员利用公权力打击举报者大开方便之门。随着网络的普及及在社会中所起作用之日隆,网络监督和反腐已成为一种新的反腐和监督方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而近年来,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威力,一些腐败分子就是因网络的举报和传播而倒下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官员对网络反腐非常忌惮,对其中的腐败者而言,完全有动机要掐灭这一新型反腐和监督方式。假如警方对网络举报与网络造谣不做区分,将网络举报中的一些非关键证据或细节的失实当作网络造谣,无论被举报的对象是否是地方的主要领导,出于官场共同利益以及地方形象的考虑,地方官员都有动机去打击举报者。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从法律上界定网络造谣的问题。事实上,在整个整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依法治理的问题。如果法律没有对谣言进行精准的界定,那么,一方面,会把一些评介性话语纳入谣言治理范畴,从而伤害到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对什么是谣言,完全依赖于治理者即警察机构的判断,这实际上就赋予了警察机构不应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警察机构利用这种自由裁量权,将不符合自己价值观或“政治正确”的言论视为谣言而打击,造成选择性执法,并出现徇私舞弊行为。

而中国当下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一部权威的法律,没有这个前置条件,当警察机构手拿利剑,充当思想和言论的判官时,想想看,会出现什么后果?势必会使得治理谣言的过程,变成一部分人利用治谣而钳制舆论、“纯洁”思想、打击网络反腐的“合法”工具。现在人们谈治谣而色变,大V们纷纷与谣言划清界限,唯恐避之不及,不就是因为嗅到了一丝言论和思想恐怖的气息吗?

因此,若官方一定要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加快制定、出台和完善相应的网络法律法规政策,使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对编造、传播谣言行为的界定及相应法律责任的判断有法可据,依规处理。同时,进一步依法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铲除网络谣言滋生的土壤,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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