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中央权威

根据执政党既定的议程安排,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目前关于这次全会的有效信息不多,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样的议题,足以彰显其重要地位。

1992年至今,执政党的历次三中全会包括两个重大议题,一个是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均是如此,发生在执政党的总书记第一个5年任期之内。一个是关于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生在执政党的总书记第二个5年任期之内。

自十八大和2013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全面改革的信号已经不少。全面改革,就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领导人的这些论述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定大局的会议。定大局,就是要回答执政党和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再次自我定位。定位之于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至关重要。没有定位,或者定位不好,就没有方向感,社会各界的预期就会紊乱。在改革争论日益激烈、价值观和利益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条件下,定好位尤显迫切。

如果仔细梳理现在关于下一步改革议题的讨论,市场化问题是最火热的。客观而言,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核心议题。过分依赖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因为它已经积累了今后几年我们都不能不小心谨慎化解的诸多风险。

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刻调整的周期的时候,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正在孕育之中,未来的巨型企业的苗子可能正在发芽,一个创业的念头可能将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教训面前学聪明了的执政者都不会自己赤膊上阵,亲身“试错”,而是回归本位,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激发社会的创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让大家公平有序地竞争。新一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简政放权、财税改革、鼓励民间资本等等,其思路也正是要激发社会和企业的投资动力、创新意愿和向上的活力。

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政治”。如果只是把完善市场经济看成是经济问题,那将是最大的错误。在中国这样的有自己历史传统的大国,要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最大的政治是什么?其实,领导人已经反复在说这个答案了,那就是中央权威。

开放某个市场,开放某个投资领域,取消某种价格管制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相应的也需要政府放手。谈起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利益集团可能也只关心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措施对于他们而言,很可能意味着“财富的涌流”。但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基础是一套权利制度体系的安排(首先是产权)。这套权利体系,应当是普惠、普适性的,或者说,应当具有“人民性”。在当下中国,谁来保证这一点?就在中央权威。

比如,事关广大农民利益的土地流转问题,其土地承包权等如何进入市场,权利如何界定,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地方有一些试点,但也仅此而已。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就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又通过合乎规范的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一系列问题在下一步改革中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的确亟待解决。中央权威就要体现在如何保障土地流转的好处能够落到农民这个产权主体头上,这需要“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事实上,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进程。因为改革再如何全面,在实践中总会被打折、变通或者虚化,所谓政令畅通问题也就被一次一次拿出来强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有四句话,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践中,地方很快就出现了偏差。这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就在一次会议上提醒,对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句话,要全面、正确理解。现在各地搞了那么多企业试点,但许多人理解得不那么准确,过分强调了产权清晰,把重点就放在探索产权形式上,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其他三句话成了陪衬而已。

因此,今日之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政府回归本位的开始,更是中央权威积极有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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