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事件的中国困境

发生在这个甲午年春天的昆明“3·1”事件,震动了整个中国。

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在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昆明市火车站,多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突然对无辜旅客砍杀行凶。截至3月2日下午2点,受伤人数达143人,遇难者29人。昆明当地官方当天发布的消息称,该事件是由中国新疆的分裂势力所策划。

3月3日,新华社发布进一步消息,称公安部已于当日下午“成功告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称“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该消息并未披露该团伙隶属哪个恐怖组织,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3日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称,根据中国警方初步公布的有关情况,在现场确实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目前尚无进一步确切信息证实袭击者的动机和所属组织。

对于此次昆明暴力袭击事件,中国官方已经定性为一起恐怖主义事件。一般而言,恐怖主义行动是有政治诉求的、有组织的暴徒对毫无防备的无辜平民实施暴力袭击,由此将社会置于恐怖之中,以此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实现恐怖威慑。昆明“3·1”事件可以说基本具备了这几个恐怖主义袭击的要素,虽然袭击者的具体政治诉求——官方宣布的分裂势力——有待进一步证实。

无论如何,在昆明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徒行径是必须加以遣责的。有争议的是导致恐怖主义袭击的根源。如果说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2004年西班牙的“3·11”大爆炸等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出于不同文明、宗教信仰,以及西方卓越主义和霸权主义与伊斯兰反世俗、反西方势力之间的冲突,那么,发生在中国的由极少数极端暴力分子发起的恐怖袭击,就更多地带有政治和宗教压制的背景。

近年来,新疆地区暴力袭击事件频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针对汉族的屠杀事件,造成至少197位无辜平民死亡,上千人受伤。而该事件的导火索则是当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了一起汉、维工人群体斗殴事件,导致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不满于当局对该事件的处理,乌鲁木齐市的维族人举行了数天之久的抗议,直至“7·5”流血事件爆发。该事件两天后,上万名持有自制武器的汉人又走上乌鲁木齐市的大街,与警察和维吾尔族民众发生了冲突。

“7·5”之后,中共对新疆的治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撤换以保守著称的王乐泉,取而代之以相对开明派人物张春贤,并加大发展新疆经济的力度,比如在位于新疆南部的喀什设立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第六个经济特区(此前的五个经济特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以及海南岛,全是沿海开放地区),喀什是新疆维吾尔民族传统的聚居城市,而且是被国际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的活跃区。

但显然,中共在新疆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固有的民族问题,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根源均难以消除。因此,尽管"7·5"事件之后新疆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压,恐怖主义活动很快又频繁加剧。自2011年以来,仅中国官方媒体有报道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就有10余起,其中包括引起国内外舆论巨大关注的2012年和田劫机未遂事件。与此同时,新疆警方也加强了控制,最近几个月,当地政府的镇压已经导致一系列血腥冲突,致使100多人丧生,死者多为维吾尔族。冲突在进一步加剧。

昆明“3·1”事件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根源问题,试图通过解决民族问题来消除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民族问题、分裂主义等等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俄罗斯的车臣、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英国的北爱尔兰等都曾或至今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但中国的问题有其自身的矛盾性,即其专制政权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国家暴力主义色彩,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漠视民众的权利乃至生命方面,表现也未必输于恐怖分子,比如常被媒体报道的强制拆迁、刑讯逼供,以及强制堕胎等等,过去几年不乏个别民众采用极端的暴力和类似恐怖行动来报复社会和政府公权力的案例,有些作案情节还相当严重。在对国家暴力主义的反抗中,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力量的积聚。再加上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填平民生鸿沟并非简单的一蹴而就。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主义行动常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治和宗教压制常被指责为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根源,这背后便有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对立的因素。

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之一是,要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是制造社会混乱,才能实现其政治诉求。但由于新疆距中国内地较偏远,加上中国执政当局对信息传播的管控,发生在新疆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影响力其实是被有效(至少也是部分有效的)隔离的。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活动向内地,尤其是向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渗透,可能是一个趋势。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维族家庭驾车冲击天安门广场金水桥事件,造成包括驾车者在内五人死亡,40人受伤,可以看作是序幕开启。

但此次“3·1”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昆明还存在诸多争议。袭击发生在北京,大家可能会觉得正常。因为从制造影响力的角度出发,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象征意义很大。不过这样的城市也必然是执政当局严防死守的要地。

可以猜测的原因很多,比如昆明是云南这个多民族大省的首府,高度的民族融合是其一大特点。中国很少有内地城市像昆明乃至整个云南这样,各民族混杂聚居,且相安无事。这种民族融合反过来也会为那些极端的少数民族恐怖势力提供行动的便利。另外,自2011年以来,昆明警方加大了对新疆籍在昆人员的犯罪团伙(主要是从事盗窃、抢劫以及贩毒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昆明当地媒体的报道,为有针对性解决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等问题,昆明警方在2011年还专门商请乌鲁木齐市警方派出维族警员到昆明协助工作。警方的打击招致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性也存在。此外,云南地处边陲,与东南亚多个国家接壤,恐怖主义分子活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

当然,以上种种分析只是事后的逻辑推演,除非政府提供进一步的真实信息,公众将很难了解事实的真相。

“3·1”事件造成了巨大伤亡,也让整个昆明陷入哀恸。但如此严重的事件,在中国官方媒体尤其是最主要的媒体上,却无法成为形式上最重要的新闻。可以预见,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昆明“3·1”事件将进一步在所谓主流新闻上被边缘化,不排除官方通过严格禁令压制媒体报道的方式来淡化此事件的舆论影响,以确保“两会”的“隆重召开”和“胜利闭幕”。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舆论、对公开深入讨论的管控和压制,以及信息的不透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社会缺乏应对心理,不满情绪难以释放,社会公正难以落实的助推力。

恐怖主义行动就像一场绑架,以平民的生命作为要挟,企图迫使执政者妥协。但问题在于,当对平民的伤害实实在在发生以后,民众的仇恨也容易被绑架,发动者本来的诉求及其产生的背景反而得不到关注甚至直接被忽略。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传播,众多老百姓都在转的一段话即可说明问题:“我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无论你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动机是多么高尚,当你把伤害无辜的普通人作为手段时,你就是人类的敌人、可耻的懦夫和人人可诛的罪犯。我没有兴趣听你的任何故事,不会在乎你的诉求,不可能跟你谈判并妥协,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当场格杀,事后追剿,绝不原谅。”

从这个意义而言,类似昆明“3·1”恐怖袭击的事件将是一个三输的结局:社会更加分裂,政府更加高压,恐怖主义行动也会更加丧心病狂,而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可以说,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恐怖主义赖以形成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根源,在中国短期内都无法消除,由此,反恐注定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通人,可能需要调整心态切实学会面对恐怖,如何更好地生活。

段宏庆是前财新传媒资深法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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