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不必回避全面反思文革

对自己“文革”经历—直沉默的老红卫兵宋彬彬,最近发表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在网上引起很多争议。这位宋彬彬,是中共上将宋任穷的女儿,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被毛泽东接见,因毛泽东建议其改名“宋要武”,一夜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领袖,然而在此前的lO多天,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宋要武”的迅速走红,使该行为开始被各地红卫兵模仿,批斗毒打教师成为常态,“文革”的第一次恐怖高潮也因此蔓延。

宋彬彬的回忆文章里,有对传言的澄清、辩解和说明,也有反思与道歉。比起当下某些要为“文革”翻案的人来,宋彬彬的态度是积极的。

关于“文革”,的确到了需要全社会全面反思的时刻了。虽然中共早在30年前对“文革”已有定论:属于“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等等(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由于1978年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解决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问题,因此,经济改革被置放到了最前面,而大规模的、全面深刻的对“文革”反思和剖析迟迟未提上日程。物转星移,30多年过去,由于对“文革”—直没有进行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多角度的理性反思,使“文革潜意识”仍遍存于当下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

普通人群之中,例如,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破坏法制的暴力拆迁,以“维稳”的口

号践踏人权的上访黑监狱,以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为实质的许多法外规定、诛心论思维模式,等等,都危害甚深,影响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威胁到了执政党的统治权威和基础。正如2011年春,温家宝总理会见香港原人大代表吴康民时表示的,内地改革受困于封建意识和“文革”遗毒,令人不敢讲真话,应该纠正。

客观地说,“文革”的受害者中,不少人同时也是“文革”的主动或被动参与者,有人甚至还是对他人的施害、加害者。如果不让那个时代的故事得到真实而全面的展现,不给“文革”历史悲剧的参与者一个真正的反思、忏悔机会,那么,这场当代中国人的最大灾难就没有给后世、给社会进步带来任何历史鉴戒,对人}生恶的救赎亦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意义。

大国的崛起不可能仅靠经济独秀,还要赖以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文化上的成长、强盛。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又赖于全社会有意识地对史实鉴别、逻辑思维、方法论等问题做全新的理性架构。让经历苦难和浩劫的人说出真相,不仅是对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将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是民众寻求文化认同和道德教育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当下社会之所以呈现道德缺失、谎言横行、法制

不张、暴力不断的状态,社会被贫富撕裂后竟然会不时有人期盼“文革”式的“整合”重来,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因为“文革”遗毒未遭清算。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只注意到历史记忆的“政治正确”,而忘记了历史对全社会所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只有当像“反右”、“大跃进”、‘坟革”这些灾难n生记忆,能在我们的公共媒体上深刻地展示、交流和反思时,才能最终形成有价值的公共记忆。如果这1\渠道被人为阻隔,不仅会导致民众对探究苦难根源的冷漠,同样,也会让民众对良知、正义的感受趋于麻木,对民主和法制的追求缺乏动力,从而使拓展和增强社会道德力量的建设丧失基础,广大民众拥护中共践行的改革开放路线、保护公民权利、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社会共识就不可能夯实。

很显然,重提反思与清算“文革”,并不是节外生枝的多余之举——干扰到当下的社会秩序,也不是为了给某个人或某件史实简单贴上善恶的标签,更不是为了责难那些当事人或让他们接受今天的法律制裁。反思的目的,是让当代民众通过对那个时代的史料、人的精神现实和生活状况充分了解,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永不动摇,让国人能够敞开心扉,抛开一切政治偏见,重新感受那些经历苦难重压之后人性尊严,透彻理解民主、自由、正义、人权、真相、宽恕对于当下社会的重要。有了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认知,广大民众才能真正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知并珍可艰难地走到今天。

可见,全面、深刻地反思“文革”,不仅是为了重塑一种新的公共记忆,也是促进一个民族成长、成熟、文明、进步的战略举措。只有历史的营养被真正全面汲取了,一个国家才可能摆脱沉疴,重新开始全新的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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