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用平常心看华西村

随着中国第8、世界第15的60层摩天大楼主楼的封顶,被称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之现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对于一个村庄(哪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居然花费25亿元盖这么高这么奢华的大楼,人们难免有惊诧,有质疑,也有批评,一时间好不喧哗。

大家之所以独独看华西村此举刺眼,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华西村和南街村不是一般的村庄,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改革时代中国的两大样板。南街村几年前已经倒掉,一枝独秀的只剩华西村了,因此,招人瞩目也属必然。既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样板,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似乎就应该和“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甚至“民主集中制”等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相符合。但就报道来看,华西村是靠村党委领导的,吴仁宝书记就是集团董事长,数十名党委成员分管各下属企业,在经济建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也是近千名共产党员。此次盖楼集资来的25亿元款项仅来自于资产最富有的200名成员,他们因此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并非所有华西村人都被允许入股,用当家人吴仁宝的话说,“有些没有入选的人,后来还找过我说情”;另一方面,一些周边村(大华西)村民多有不满,觉得与其盖大楼,不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然而有意见也“没办法”?这些细节,至少反映了三个问题:华西村村民不是机会均等的,也不是权利平等的,或者有什么民主集中制的?这样一来,究竟该怎样审视、定性华西村模式,就难免成为焦点。

严格说来,华西村的“成功”主要靠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它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华西村的起家之本,是1969年兴办的“秘密工厂”。之所以需要“秘密”,就是因为与当时计划经济道路不相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的第二天,华西村就从无锡市委申请到了1000万元的贷款,热情投入到了购买铝锭的市场经营中。股票大热的1999年,华西村上市。这几年金融热,华西村左拥江苏银行,右抱华泰证券?改革30年,几乎每一个经济上升的掘金点它都没有拉下,市场化程度不是一般的高。这些成功的市场运营和“社会主义经济”唯一挂靠得最紧的,就是他们打的“集体经济”的招牌了——而这,也恰恰是它能够保持屹立不倒、令上述不同时期经营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因为,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一个乡镇企业想从银行贷到1000万元都是很难的,别说1992年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村庄要想在深圳主板上市,获批难度并不啻于痴人说梦?而华西村却全都能轻易过关。钢铁一直都是华西村的支柱产业,曾占收入的60%以上,然而在2001年以来的这轮“国进民退”中,规模较小的华西村钢铁却没有落入“日照钢铁式强行兼并”的命运?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让“集体经济”走市场化道路的确可以风光无限,也算较好地诠释了邓小平理论的两个核心点:一方面,市场机制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资”都可以用;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共同富裕”的。华西村的共同富裕不是指每个人收入都一样,而是将差距控制在合理限度:村中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而是户户有余钱。

从文化信仰上讲,华西村说他们的“集体经济”是一种信仰,人们是可以相信的;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称之为核心竞争力或者企业的无形资产,也说得通。不管叫什么吧,事实都证明,华西村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真实态度似乎是一样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不过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有鉴于此,人们完全可以把华西村此次“募捐盖大楼”的新闻,看作是一次企划活动,不必给予太多意识形态或者道德层面的谴责。赋予它“社会主义尘缘旧梦”或者冀望它示范“社会主义文明标杆”都不是华西村的事,华西人通过一以贯之的行为,早已亮明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和想法。从住平房,到住别墅,再到大楼装修好了让村民住五星级宾馆,过上吃饭上酒楼、洗衣有人上门收的奢华生活,华西人的价值取向、富裕程度一览无余,其文明程度固然不值得称道,但,倒也符合他们一贯坚守的市场原则:2008年汶川大地震,许多企业一捐上千万元,而当时年度纯利润已有数十亿元的华西村,仅捐100万元,被舆论视为与其标榜的社会主义理念高度不符。由此即可看出,它跟逐利的寻常企业别无二致,只不过是比别的企业多穿了一件“衣服”而已,还是平常心看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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