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间组织亟需法律保障

今年1月,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获第5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新成果是“无主管登记”,即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三类民间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民间组织要先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这种双重管理模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老话题。这次深圳“无主管登记”的获奖,可看作是政府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对大陆民间组织的发展无疑是一种促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在日益扩大,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已开始超出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是将一部分社会权力归还民间,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还是让政府机构变得更加臃肿与庞大,承载更多管理职能,已成为政府不得不作出的抉择。

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能使政府避免那种自繁式的扩张与增长,通过利用社会的自我服务能力,弥补政府机构在资金、人员、技术与服务上的不足。民间组织有了自由的生长空间,并不意味着政府行为的必然退出,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变成公共服务的委托者和管理者。政府拟定公共服务的标准,通过平等合作、缔结合同,由民间组织去实现具体的服务内容与目标,通过第三方评估,最终政府核准和付费完成公共管理责任。可以说,这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一个常规模式,也是当下全球范围内流行的一种模式。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民间组织相比起政府来,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专业性会更强,开支也只会更少。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发展民间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提供政府服务,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趋势。

近年来,由于公共政策中资源管理和配制的不平等,已使中国的社会阶层有了明显的分化。社会矛盾增加。可以肯定的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民间组织的缺失,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些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没有社会的多元化参与,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无人申诉或维护。政府要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客观上也需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出现一种中介机制,否则政府只依靠强制的行政行为,反而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民间组织这种中介机制的有序形成,无疑可以使这一局面得以改观。通过民间组织对公共管理的参与,不仅更易获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意见,也更易沟通与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关系,达到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目的。

《凤凰周刊》2010年6期 《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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