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是当前首要目标

近日,有一位叫刘植荣的中国公民发表文章《世界工资研究》,在国内各网站和博客被大量转载,也引起了一些海外媒体的关注。文章中,刘植荣得出结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刘植荣的研究还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这样一些数据出来后,自然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

刘植荣的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其视角却并非没有价值,就是以世界平均水平作为参照,来关注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内地的工资水平之低,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平均工资数据时,总会成为民众争议的焦点,感叹工资的“被增长”。随着“两会”召开,北京、浙江等多省市已公开表示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江苏省更是从2月1日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说过一句实话:“60%的百姓口袋里达不到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是‘被拉高’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年年增长,是因为他们统计的多是股份制、外企、国企等一些质优单位,占全国就业人口八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包括大量农民工,并不在统计范围内。这种统计方法失真度高,危害极大,极有可能误导政府对就业、社保等重要政策的制定。虽然国家统计局称,争取从今年起把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中,但何时能将所有该统计的人口都纳入,却仍然遥遥无期。

春节之后,“民工荒”成为媒体热词。不仅珠三角用工缺口达到200万,长三角、中西部地区,甚至像河南、四川、安徽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媒体对“民工荒”的解读见仁见智,有的认为“荒”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有的认为“荒”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障,有的认为“荒”在早该淘汰的户籍制度,有的认为是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也有人认为是给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出了加急令?可以说,“民工荒”肯定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但低工资和低保障无疑是使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的核心原因。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2009年财政收入已达6.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1.7%,增幅远超GDP的增长速度,占到了GDP的20.4%。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隐性收入,但国民的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这不仅说明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占有与政府机构的庞大,也表明社会底层民众极难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内地的劳工群体在相对贫困化。

在社会财富的积累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体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表明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越公正。如果初次分配不公正,想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解决问题,就难上加难了。在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下,政府进行再分配时,只会加速公共财富向权力和资本的倾斜,使得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果更加恶化。可以说,如何提高劳动者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改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分配格局,已成为未来10年经济政策的关键。如果劳动收入永远保持在目前这种水平,社会财富必然会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个人手中。一方面会因为贫富过分悬殊,导致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一方面也会因民众消费乏力,使企业陷入成本过大而减少工资的恶性循环,政府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终究不会持久,只会使社会经济变得更加萧条。

提高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也是对劳动者的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如果劳动者的价值常年被低估,对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不仅会让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会让年轻一代鄙视劳动。如今开始泛滥的“民工荒”,不能不说与这种社会心理评价有关。

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无非通过两种方式调节。一种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通过对市场利润分配的调整,来平衡劳资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通过工会等组织,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我国虽然在2000年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因工会等社会组织、活动的不自由,导致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集体协商机制在现实中完全无法发挥作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责任便完全落到了政府头上。

各地政府之所以没有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当作执政的首要目标,主要还是改革前30年经济效率优先于社会公平的惯性思想导致,它不仅限制了各地工资水平的提高,也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正在各地发生的“民工荒”,如果政策引导得当,倒可以成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一次良机。

《凤凰周刊》2010年8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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