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开灾难报道看媒体开放之重要

玉树地震发生后,先后有170多家境内外媒体陆续抵达受灾现场,600多位记者不断将震区的最新消息传递到海内外,不仅第一时间消解了人们的担心,也为灾区迅速获得各地有效援助提供了保证?

自从中国政府放开媒体对自然灾难的报道后,媒体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矿难到雪灾,从汶川到玉树,铺天盖地的报道不仅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了尊重,爱心得到了释放,协同政府齐心救灾的爱国热情得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强,就连媒体本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因此变得愈来愈理性、清晰了。突发灾难的紧迫性抢救,往往要求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方能完成,虽然政府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权力的行使者,但面对公共危机,如何即时保持与民众的沟通,帮助民众了解灾难真相和发展趋势,减缓民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已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媒体恰好是协助政府实现这个职能的最有力助手。现代社会是开放的、动态的,公民个人、公益组织和企业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加上迅捷的信息传播网络,危机的传递和扩张即使不由主流媒体报道,也会变得异常迅速。当灾难突然降临时,主流媒体往往是民众最为依赖的信息源,也是处理危机最重要的沟通部件。无论是身陷险境的受难者,还是在灾难之外的民众,最需要得到的都是关于灾难及其救助的最新信息,一旦沟通不畅,就可能引发民众压抑、惊恐的情绪,甚至导致对政府的怀疑、埋怨和不信任感,从而引发新的危机。因此,放开媒体对灾情的报道,实现与社会民众的良性沟通,也就提高了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

事实证明,这种沟通的社会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政府凭此获得了开放和宽容的美誉,也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值得推而广之。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民众成熟程度和信息技术的创新速度等角度来看,政府仅仅放开媒体对灾难性的报道,目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综合需求了;需因应时代的发展,适时调宽对媒体放开的领域,以加速政府和民众间的多向了解、沟通、互动和价值整合。这样做并不会引来社会不安乃至动荡,只会增进和解,凝聚向心力——像放开灾难性报道那样,给媒体提供的空间愈大愈自由,其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大愈积极。

体现进一步放开媒体报道领域迫切性的是“天时地利加人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已使民智大开,参与意识日强。当此之时,只有提供足够多的真实与全面的信息,民众才能达成相对客观的公共意见和共识。必须厘清的是,放开媒体并不意味着将媒体由政府一方推到了公众的一方。媒体是一个信息平台,同时也在及时反映着舆情及民众意见给政府看,给各界看,通过信息对称,让危机状态的呈现更客观更公正。媒体还可发挥自己的分析功能,对危机或灾难的源起、趋势,借专家之口进行深层解读和探讨,向着利于其解决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进程表明,决定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是统治集团的精英人士能否对时势脉络进行准确把握和及时调整治理策略。方今之世,是对放开媒体报道仍持谨慎态度,欲行还止,还是及时消减疑虑,大胆尝试,亟需管理者审时度势。

坦白说,放开灾难性报道并非一劳永逸、“尽善尽美”,依然会有其他问题出现,譬如民间对基层政府或个别部门、官员的谴责、追究之声;譬如汶川地震后出现的“艾未未现象”。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情况并不是“放开报道”带来的,而是任何事情都必然会有的另一面,不“放开报道”同样会有另一半声音。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凡事并不因为“另一半声音”能否见诸报端便能决定伤害性的大小。恰恰相反,有时候就是因为很多信息未能及时见诸报端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谣言四起、偏听偏信,此其一。其二,怎么看待这种“放开报道”后出现的“另一半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别说对基层政府或个别部门、个别官员的质疑,有利于政府对发现和惩治腐败;也别说越是包容质疑,越能体现执政党的自信与开明;就拿“艾未未现象”来说,他质疑政府公布的汶川地震死亡学生人数,就亲自去调查,就其求真精神来说,尚有值得肯定之处,政府无需怕他混淆视听。一个民族要成长,永远都需要一些人怀有质疑和探索精神,中国几千年徘徊在现代文明的门槛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怀疑和压制政策,削弱了其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当下的中国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历史眼光和恢宏胸襟与历代封建王朝不可同日而语,用宽容之政策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与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诩的知识分子群体平等相处,结为诤友,必然会迎来琴瑟相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当然,媒体在政府放开报道尺度后,也应恪守职业情操,要有独立于资本与市场的意识。现在媒体业竞争很激烈,资本意识往往希望媒体能多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或有利于投资利益集团的新闻,来增加媒体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和销售量。媒体如若屈从于市场和资本的压力,就可能偏离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让民众无法获知真相。因此,媒体人要恪守公器本分,秉持一份公心,自觉防范和抗拒资本力量的掌控。

总之,从汶川到玉树,我们很高兴看到政府对信息的处理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开放的立场,媒体和民众对灾难的认知也逐步趋于理性和成熟。祈愿在更多的领域,政府能够公开更多的信息,让媒体和民众享受本属于自己的更多自由和权利。

《凤凰周刊》2010年13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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