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治官宜严 治民宜宽

7月17日到18日,河南、陕西、湖南、甘肃和辽宁等省连续发生系列矿难,震惊国人,也使管理层面上无光:两天内5起矿难49名矿工遇难,而仅仅10天前,国务院才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早在此前即有人断言:管理层部署的“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之类安全生产措施,难以阻止矿难发生。道理很简单,现在占煤矿总数90%左右的是小煤矿,对这些小煤矿老板来说,管理层的行政命令约束力有限——他们不需要升官,凭什么听你的?因此,正如某矿工对媒体所言:要求煤老板下井,不如强制要求当地主管安监的官员或主管安全生产的县长定期下井,这些“戴乌纱”的人,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让他下井,不下井很简单——免。

显然,像这样真正有力、有效的措施,并不容易出台;管理层的板子,始终只打在企业身上。类似情形也不罕见:明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但楼市调控却只将板子打在投机购房者和开发商身上,主要措施是控制放贷,结果房价摇摇晃晃,就是下不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明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但调整却主要调的是民间富裕群体乃至中等收入群体,对每到年底都要“突击花钱”的政府收入这一块,不见有力动作?治民渐严,治官渐宽,似乎正成为当下大陆很多行业、领域的新趋向?

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复杂。从静态而言,所有制度、政策都是由官方单方面决定、制订的,身为官员,自觉不自觉中,确有可能优先考虑保障自己的利益。从动态而言,当前的官场现状是逐渐形成的,确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开放之初,为取得共识、减少阻力,执政者曾有意对官僚集团采取让利、放权等策略,几十年下来,逐渐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积重难返。值得重视的是,当下吏治正呈现出伦理道德宣传和实际掌握标准上的“冰火两重天”状况。这边厢,“共产党员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之类口号喊得震天响;那边厢,对各种以权谋私、职务犯罪的监管之松、处罚之宽、容忍度之高,令执政党与政府的信用不断流失。在各种会议、文件上,不乏“从重”、“从严”的各种规定、措施,但当板子真正落下来时,大都留有因人处置、自由裁量的缝隙与漏洞。即以最近发布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为例,对那些自称“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却如民间所言“老婆定居国外了、儿子出国留学了、财产基本转移了”的“裸官”,也只是要求作出书面报告即可。

中国是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特色之一就是官员的权力极大,可掌控的资源极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只要把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事情就能快速推进,前些年各地汹涌澎湃的招商引资潮,证明了此点;同理,只要把官员管好了,纲举目张,国家就好治理。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与王震谈话时提出“治党要严,治国要宽”,就是这个道理。劣势在于,如果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施政便举步维艰。政治体制改革如此,党风廉政建设如此,调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员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终可能也只是白费劲。要管好官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始终只有两种有效手段:要么以民主方式交给老百姓管,要么执政者自己从严治官。如果两条路都不走,明明有路走你却要上树,还说自己是上去捉鱼,结果可想可知。

所以,“治官宜严,治民宜宽”实质上就是要限制和缩小官员的行政权力,放大和保护民众的法授权利。每当出现问题时,首先从官员而不是老百姓身上找原因;解决问题时,首先要求官员而不是老百姓承担风险与责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尽力塑造和培育一个讲求诚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官场气象”。为此,执政党对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不妨降低些。共产党的官员也是人,不是神,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共产党不应当要求官员人人都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应当要求官员人人必须成为合格的公务员,尽自己应尽之责。将各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行为准则降下来,把对官员的实际要求升上去,做到名实相符、以名循实、以名责实。一旦违反规则,则从重从严惩处,绝不手下留情,法外开恩,以使他人不敢效尤。

当然,要让从严治官起到“定海神针”般的作用,整个执政集团尤其是执政高层必须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一个时代,推动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时代。

《凤凰周刊》2010年23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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