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寄望2011:走向法治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展望2011年最令人期许的进步,我们将目光投向行将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这样选择,不仅是因为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在刚过去的一年中引发了多起自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更重要的是,拆迁条例的修改,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树起一个标杆。它告诉我们,在看似无路的荆棘丛生之处,可以如何觅路前行。

不可否认,刚过去的2010年,在带给国人欢欣和希望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伤痛、悲观甚至绝望。从富士康14起跳楼事件,到40天5起震惊全国的校园血案,从四川成都、江西宜黄等地发生的强拆致自焚悲剧,到“我爸是李刚”、“我有的是钱,打死你们,我赔钱给你们”的假警察撞人引发民众大规模围攻事件,等等,都深刻地呈现出一种社会理性的迷失和尖锐的阶层对立。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这些年一直是在迅速发展,许多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同时也有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在恶化。一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群,正在被社会分离出来,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一方面因为社会分裂和阶层固化正在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因在征地、拆迁、工资拖欠等权益受侵犯方面找不到公允的解决平台而陷入绝望。而越来越多的民众,则伴随着“看起来凌驾底层,但随时都有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生活。一个没有法治作为基础和支撑的市场经济社会,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身在天堂,我们身在地狱!

任何一个处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如此激烈而醒目的社会对立,而社会制度对矛盾、冲突的承受力又如此之低?一个鲜明的对比引起了观察家们的兴趣:伊拉克战争时期,几百万名美国人上街游行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不稳定”;反之,中国在和平年代,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薪,就可以令政府如临大敌?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矛盾冲突就像水,有的社会纵然水势凶猛,但因为存在可以疏通水流的“渠”,所以不必担心水往什么地方流;而中国因为没有那个“渠”,水来了不知该往哪儿流,只好到处筑坝,搞得草木皆兵。原来,原因在于中国缺“渠”。这个“渠”,就是健全的、公允的、不受权力干扰的法律体系和守法、执法意识。由于不是法治社会,缺少制度化的解决问题方式,中国只能严防死守,搞“稳定压倒一切”。

面对越来越常规化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治本之策,一是平衡兼顾利益,尽可能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二是努力修“渠”拆“坝”,建立规则和程序,走向法治,让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有没有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这是区分真假法治的主要标志。立法机关要依法立法,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审判,执政党要依法执政,否则,纵有再多的规则和程序,也形同虚设。

此次修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意义在于,继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后,社会进步再次被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新拆迁条例不但收回了政府对被征收人进行强制搬迁的权力,改为要求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且在修改过程中连续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政府希望通过行政立法手段,规范相关流程,从而达到化解或减少拆迁矛盾的目的显而易见。此举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化解拆迁矛盾的希望,而且让我们看到了遵循法治建设的轨道,包容和缓解各种矛盾、冲突的可能—既然连最棘手、最为民众关注的拆迁问题都能够通过沟通和立法的方式解决,其他矛盾和冲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在2010年即将结束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联组会议,首次依法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开展专题询问,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循此而进,正是我们对2011年的寄望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凤凰周刊》2011年1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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