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是政府、市场的必要补充

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日公布了《2011年工作要点》,首次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预防腐败”,标志着有关部门越来越认同社会力量的正面作用。这也是官方对近几年多层次、多方面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反腐、防腐的进一步肯定。去年年底公布的我国第一部反腐白皮书《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也对当代社会力量重要载体之一的互联网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网络监督正日益成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政府部门对社会力量正面评价的提升,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秩序的扩展,原来由“全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全面包揽的局面逐渐改变,政府越来越无力承担与日俱增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种责任,不得不将其让渡到私有经济、社会及个人身上。经济上,非国有经济等新兴市场力量创造了60%以上的税收和70%以上的就业机会;社会生活方面,以个人和家庭为主体的私人空间得到长足发展。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这种深刻变化,使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发育、成长,在扶贫及救助弱者、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和保护人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30多年的改革经验告诉国人,在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并不都是万能的。当二者单独或共同出现失灵时,需有另外一种力量进行弥补和平衡,把二者失灵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一个健康、公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由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立,并互相影响和制约。

为此,在当前政府力量十分强大、市场力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发育、成长。有人担心,社会力量的增长对政府可能是双刃剑:它发育起来后,会把原来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对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其实,民众需求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正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比较面对无数个利益差别化的社会沙粒——个人时的无所措手足,面对几个统一表达诉求的社会化组织,反更易于达成协议,降低治理成本。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力量的重要形式之一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并不是反抗党政权威的力量,而是一方面维护了政府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了民众的自治能力。在2008年“5·12”抗震救灾中,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与政府积极合作,主动配合政府救灾工作,成了政府的真正合作伙伴。

中共十七大报告阐述了执政党对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立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按照这一构想,政府应放手安排切实可行的渠道,确保社会力量能顺利参与各项管理,以免十七大的宣告沦为空谈。

首先,应充分保障民众对公权机关除必要保密事项之外所有事项的知情权。在这方面,国家预防腐败局本身却做得不够坦诚和专业。例如它向媒体公布,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人次和经费数与2006-2008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47.1%、43.9%和32.6%,却对具体的人次和经费不予透露,使这类公布实际上等同于不公布。这种玩弄文字、数字游戏的做法,除了损害执政党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外,显然也与“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预防腐败”的自我宣告相背离。

其次,应保障民众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批评、监督的权利。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从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质疑、批评开始的。这就要求,公民对公权机关特别是有关官员的质疑、批评,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实、恶意诬陷诽谤,即便存在一些不完整、不确切的内容,带有某种偏颇、极端的情绪,也不能受到追究。在这方面,尤需对公权和私域的定义,以及相关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细化和公开,以便官民共同遵循。

当下,尤其需要强调拓宽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应充分反映基层民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曾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应该是舆论管理部门改革的重要方向。

此外,应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创造条件,开辟渠道,让社会力量以合法身份参与社会管理。在这方面,深圳的经验值得推广。2009年7月,国家民政部与深圳市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协议,准予深圳市探索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这项制度使深圳一些领域的社会组织从挂靠政府到民间自办,从上级单位主管到无主管单位,从注册登记到备案管理,“准生”的门槛越来越低,成长空间越来越宽广。

培育社会力量的首要条件是政府部门主动“放权”。目标远大、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一定是以利天下而非利个人为己任的。如果说适时而恰当的“收权”有利于得天下,那么适时而恰当的“放权”更有利于坐天下。懂得“放权”,意味着清晰界定政府的职能,更好地进行公共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凤凰周刊》2011年7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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