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腐败窝案的启示

最近,“茂名腐败窝案”在大陆媒体持续发酵。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刑拘,短短一个月内,已交待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广东纪委提出限令,要求“问题官员”在4月10日前主动向专案组交代,以获宽大处理。

可以料定,随着检察机关对茂名问题官员的深入调查,当地官场一定会曝出更多惊人内幕。然而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仅在两年多前,“茂名经验”还被视为全国廉政建设的楷模,常有地方组团到该地学习经验;也正是这个罗荫国,还兼任着当地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可以想象,由这样一个贪官来领导廉政、监督反腐,会在当地产生怎样的讽刺效应。“茂名腐败窝案”在当地牵涉面之广、震动之大,确实有些让人瞠目结舌。

一个地方的主要官员如果把权力视为获利的工具,必然会扭曲当地的一切市场、政策和政治规则。这种从权力内部发生的破坏,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让地方利益都流向了权力和权力依附者,还借此剥夺了大多数民众的权益,更为严重的是,它还深深地毁坏了人民政府和执政党的公信力。从罗荫国一口气交待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可看出,权力和财富在当地早已交织成了一个相互庇护的关系网,一些重要的权力和经济部门,也握在腐败官员及其亲信手中,完全不受政府和法律控制。这种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显然正在削弱各种社会制度和改革的力量,也给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考验。

今年是苏共亡党20周年,居安思危已成为各界反思苏共亡党的一个热词。虽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复杂,但苏共自身的腐败和变质无疑是其主因。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党风败坏都是有目共睹的。当年苏共的特权阶层,也像茂名这类地方官员一样,利用各种腐败手段,将国有资产或民众利益转化为自己的财产。有学者指出,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其实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大量的腐败首先改变了苏共的性质,使得一些官员把党和政府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致使党内分裂成一个个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等于事实上改变了苏共的性质,导致了苏共的瓦解。执政党的命运取决于民心向背,已是一个经过历史无数次验证的真理,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掠夺和侵害民众的基本利益,由此而丧失民心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从苏共亡党的教训可以看出,腐败才是执政党的根本大敌。因为腐败官员会为了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用手中的权力去阻挠各种制度的完善和改革,以便乘机取利、中饱私囊,最终破坏的是社会正常的竞争和经济秩序。像罗荫国这类贪腐“裸官”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将权力换成金钱,即便天下大乱,他们照常“天天都是好日子”。

尽管中共早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近年来对廉政和反腐也高度重视,但为何腐败仍呈现易发、频发之势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杜绝和根治的制度性、法律性建设始终未尽完善。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就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他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应当说温家宝的这个说法在中共党内也早已成为共识。但目前执政党遇到的困境是,明知腐败已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却无法迅速遏制这种腐败的局面;明明出台了各种制度与措施来反对和监督腐败,却无法对一些地方官员构成真正有效的制约。最可怕的是像罗荫国这样的官员,早已学会了口是心非、贼喊捉贼,一面当着巨贪,一面却大唱反腐倡廉的高调,就像贪了数亿元的许宗衡那样。在茂名当地,这也不是罗荫国一个人的问题,窝案中的一些贪官均名列当地廉政先进的表彰名单中。可以说,这才是执政党面临的真正严峻考验。

而面对这样的反腐困境,执政党恐怕需要在政党治理的根本思路和制度上做文章了。应当让公共治理的目标,重新回归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意味着,执政党需要帮助和捍卫民众追求其价值、财产和利益的权利,让民众有各种合法的渠道能表达自身的利益和需求,政府和法律的责任就是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侵害。这也意味着,要让民众意见和舆论,参与到对官员任用和选择的制度中。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本身不仅要有更高的透明度,媒体也应当成为保证民众参与的坚实后盾。要走出当下的反腐困境,更意味着,要从法律角度重新思考和改革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制。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反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针对大陆腐败的特殊性,制定一个科学的反腐战略,甚至让反腐机构独立化和专业化。

当然,借苏共亡党20周年的机会,也应当让媒体和社会更多地分析苏共丧失政权的经验和教训,要让全社会意识到,任何执政党都有失去政权的危险,而最大的危险则来自执政党自身的腐败。不仅要让各级官员有这种意识,也要让民众有自觉检举各种腐败行为的意识和确保其不受到打击报复的制度保障。香港廉政公署30多年工作最大的成就,就在于让70%以上的香港民众愿意向公署告发各种腐败行为。只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反对腐败的态势,腐败的势头才会得到真正遏制。可以肯定的是,要摆脱当下的腐败困境,还需要对社会治理及民众表达机制进行长期的改革。这种改革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因为只有不断地清除腐败,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活力、诚实和人性。

《凤凰周刊》2011年12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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