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找到了重构公信力的正确方式

近期的《人民日报》,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

从《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到《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可信可敬》、《“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等多篇评论,一改“党报”的沉闷与呆滞,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有理由相信,《人民日报》的这番“变脸”,可能并非简单孤立的个别事件,而是官方重建公信力之系统工程的先行先试。因为与此相佐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尺度近来也大了很多,尤其英语频道的新闻播报,更是如此。

政府公信力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它是人们对政府履行职责情况的整体评价。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状况堪忧。每当社会上发生利益冲突事件时,民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地政府对事因的判断和解释,民间舆论“一边倒”地呈现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政府越“辟谣”,“谣言”越能得到广泛传播和信任。典型事例如去年的浙江钱云会意外死亡,引发的质疑舆论声浪之高、言辞之激烈、纠缠时间之久,充分见证了政府公信力的匮乏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管治危机严重程度。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说:“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程度,取决于多数公民对政权的认可程度。公信力持久和大量流失终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温家宝总理特意指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一度让作为“喉舌”的媒体陷入尴尬境地。因为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政府的行为,使大多数官方媒体丧失了自我的客观公允地位,媒体的诚信度亦随着政府公信力的急剧流失而流失,在国际国内均丧失了受众的信任。就像食品安全危机导致国人抢购洋奶粉一样,媒体的诚信危机亦导致国人在“事发”时更愿意搜寻和信任海外媒体的报道与评判。 

不管从国家安全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都不得了,必须及早改变。应该说,很早以前,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了重建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整个政权系统的公信力的努力,但似乎直到最近,才由《人民日报》评论部找到了正确方式。 

如何重建公信力这一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并不难破解,关键是执政党要摆正位置。两年前,某地方官员曾对媒体记者提出著名的“斯芬克斯之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在公共舆论空间激起了惊涛骇浪的提问,直指问题核心:当“党”被某些地方政府或个别官员所代表,当某些地方政府或官员以“党”的名义要求媒体无条件地为他们服务时,“党”和“老百姓”就对立起来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就都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上—你站在我的对立面,视我为敌,防我、损我,却要求我信任你,这可能吗?政府的公信力,官媒的诚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流失的。

由此,挽回、重建公信力的途径也就清晰了—压制公共言论空间,换不回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坚持原来“教育群众”的面目和思路,也别想重拾公信力。认真体味《人民日报》评论版近期以来的清新之气,不难发现,它与以前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事事都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对民众提出要求,例如单向度地要求民众“冷静、稳定、理智、克制”;而是不时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规劝,要求、希望政府放弃“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立场,这样的用心,老百姓又怎么会不爱听?公信力又怎么可能不回升?无怪乎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越来越好看了,《人民日报》终于开始回归人民性了。 

其实,回归人民性也正是回归党性。从共产党创建开始,党性就等同于人民性。受人民拥护,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心声,解决人民的问题,这是常识。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是凭此取得以弱胜强的辉煌的。只是,当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执政党的这些年,有些党员渐渐忘记了这些常识。因此,《人民日报》评论版的人民性回归,对主流媒体假大空形象的改观和公信力的重塑,不仅必要,还很及时;对执政党公信力的重建和近8000多万党员的党性回归亦很必要和及时。

然而,一个社会舆论空间的健全,需要多种声音,不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官方媒体诚信重构的目标。而鉴于媒体诚信度的确立有助于政府公信力、执政党公信力的有效建立,故除了《人民日报》评论版和央视英文频道,其他官方媒体包括以南方报系为首的一些地方都市报媒体的舆论也应呼应和跟进,向党性、人民性回归,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起到足够的沟通作用,也才能够对广大党员,起到强大的教育和监督作用。就媒体而言,“中央军”和“地方军”都是“政府军”,“海内军团”和“海外军团”都是“华人军团”,在公信力的重构、常识性问题的回归报道方面,应该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冲突日甚的改革最紧要关口,此举对执政党的利益有着紧迫和深远的意义。

《凤凰周刊》2011年19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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