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行政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段时间似乎是多事之秋:从郭美美炫富、温州动车7·23大祸到大连PX游行、济南狱警打人,各种引爆公众眼球、激起大众不满和疑惑的事件一幕接一幕;这段时间又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迹象显现,从调整动车事故调查组成员、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遭调职、动车减速,到大连宣布PX项目搬迁、济南打人狱警被开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舆情民意的反应之快捷、回应之正面,都超出了此前的惯性与节奏,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让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看到了朝野走向良性互动,中国循温和改良轨道前行的希望。

然而,仅有事后对民意舆情的及时、正面回应,政府难免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动车上马之速,民间学界早有各种质疑,为什么当时未能听取意见,一定要在爆发惨案后才来总结教训,查漏减速?大连PX项目早在2007年进入之初,即遭当地居民的抵制和抗议,如果当初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像今天一样顺应民意,又哪会造成万人上街的民情,哪会有今日搬迁的巨大损失与难堪?

客观地说,今日的情形与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沿袭传统的行政方式有关。有些官员不愿受不同意见的“干扰”,总是喜好“关起门来”由“自己人”做决策,以实现所谓“高效率”。在几年前,这种行政方式还能屡屡获得“成功”,事后即便民众对决策有所怨懑,也不能改变什么。但在今天,按照同样方式航行的官员却不得不频频触礁,不仅易将自己置于极度的被动与不利中,甚至还会被免职,被问责追究。

同样的做法,不同的结果,无他,世易时移,舟已行矣。

这些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执政党的行政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变化之一是,由于手机、网络等传播工具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出现,民众拥有了“自己的”高效平台,通过管控信息自由流通来管控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做法,在今天已无济于事,甚至连媒体本身都不得不追逐网络的声音,跟随微博的脚步。

变化之二是,由于民众看到的多,知道的多,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也更多;网络使民众不再只是“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往往因为同一件事、同样的诉求,而聚集在一起。民众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壮大及其付诸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几年前,政府还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摆平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现在民众要求的,已不仅仅只是钱,更有权利、自由与尊严。每一场的矛盾、冲突,都迫使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不让出一些底线。

变化之三是,现代人渐有法治精神,不再畏官了。而多元化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一个“无厘头”的原因,就可能引发“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聚集和骚动。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任何政府能力可以应对的范围。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行政方式,政府像家长一样,将一切民间、社会事务都包揽起来,无意间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不但费力不讨好,亦势必沦为千夫所指。

在行政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刻舟求剑。今天,政府首先应该更多地倾听民声,更多地尊重民意,在决策之初即将事项透明地呈现予公众,通过与民众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公共决策,哪怕因此拖累行政效率。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政府行政的根本目标是服务公众。只有将决策真正建立在与民意协商、妥协的基础上,才能将社会矛盾和反弹降到最低程度;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使公权力事实上获得民众的授权,为政权再一次筑基,由此就足以抵挡外界更多的风雨。这既是实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等执政理念之必须,也是进一步启动政府职能转变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可行而风险、震荡又很小的切入点。

为了确保民意民权的落实,必须树立法治的绝对权威。法律是全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它不仅是治民的,更是治官的。只有确立法治的无上权威,在制度上保障民众也能够以法律制衡政府,法律才不致沦为官员口袋里的手纸,法治才不会成为空话,民意也才不会动辄走向对立与极端。

随着社会发展,执政党行政环境的改变既是挑战,更是机会。如果各级地方政府能够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变化,从尊重民意民权和确立法治权威两方面着手改革,变传统行政方式为现代服务管理方式,不仅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稳定可以预期,中华民族也将从此处迸发出新的生机,展现新的活力。

《凤凰周刊》2011年25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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