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换个思路看陈光诚事件

最近,一个山东小村的“布防图”和“路线图”在网上疯转,正成为积聚新一轮网上民意的导火索。

这都是因为一个叫陈光诚的盲人。据海外媒体和众多大陆知名人士披露,陈光诚是山东临沂东师古村一个盲人,因揭露基层政府野蛮计生、代理维权诉讼、上访等行为,于2006年被判刑4年3个月。2010年9月刑满获释后,全家被当地政府派人监视居住,限制出入和通讯自由,有病不许就医,更离奇者,东师古村各路口均有人把守,外人一律不得擅入,探望者均遭拦阻殴打。

对一个盲人以如此阵势防范,自然激发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应:去临沂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已然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正义之旅”。“布防图”和“路线图”的流传,即肇始于此。

此事让人忧虑者,不仅于在当地的严格封锁,令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外界无从知晓陈光诚个人生存状况;还在于它再次显现了潜行于基层政府的“绑架逻辑”的威力:即有些基层政府以维稳之名,不惮错大,而是只恐错小。因为事情若不够大,则上面会干预甚至严厉处置。若手段始终“果断坚决”“万无一失”,则不会提前变成必然引起上级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待其自然发酵引起国际社会舆论关注之时,则其治下不听话的百姓,就有了“和国际敌对势力勾结”之嫌。一旦其对立面被构陷为“政治事件”,便再无官员愿意或忌惮出面叫停或对此负责,而中央政府往往在不明就里之时,便被“绑架”到海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

陈光诚事件远非孤例。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日本机场曾发生过中国普通公民冯正虎抗议上海当局不让其回家过年的事件。据国际媒体和冯正虎推特介绍,冯因帮人维权打官司,惹恼上海某区领导,当他从日本出差回国,上海海关拒绝其入境,每次下飞机都被公安人员强行遣送回日本。有家不能回、有国不可归的冯,拒不接受国际救助,也不想政治避难,遂在日本机场的过境大厅举牌抗议,牵动世界同情目光。92天当中,并无任何“主管部门”出来表态,中国国家形象的透支,不难想见。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基层政府成功“绑架”中央政府却不受任何惩治的示范效应,对执政党的形象、对国家权威的侵蚀与损害,远甚于普通“刁民”“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最大程度毁坏执政党声誉”。

“刁民”原系汲汲无名百姓,而将其一举塑造成时代“平民英雄”者,恰是那些鲁莽孤陋的基层政府,他们出格的粗暴野蛮手段,正是制造与包装平民英雄最好的推手。没有那些令人瞠目的极端手段,东师古村之外的世界,无人知道陈光诚何许人也。

与这些被成功塑造成英雄的个人不同,基层官员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以政府形象出现。个别基层官员永不会被纠错的行为,其恶果最后都会被归结到中央政府、执政党的名下。

由此,执政者不能不看到,陈光诚事件及其他同性质事件背后沉重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

以政治角度而言,临沂的基层政权以政府执法名义,雇佣身份不明的人监禁一个看不到世界的残疾人,其展示的,是怎样一种政府形象?

而大陆行政框架决定了中央甚至省级政府,限于人力精力和信息渠道,不可能做到及时掌控乡镇一级政府的所作所为。对很多最终酿成公共事件的问题,它跟很多民众一样,亦是事发后的被动获知者,而非预先主导者。当某些基层政府成功“绑架”中央政府时,一方面,长时间任事态发展无人叫停,会让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酝酿成不可收拾,并逐渐打成死结,难以拆解;另一方面,在基层百姓心目中,它起到了把中央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能力拉低到与乡镇政府等同水准的作用—这种绑架效应,对内必加剧民心涣散,对外必招致国际压力谴责嘲笑,它是民众对国家认同感、对和谐社会向心力的劲敌。

以经济角度而言,据海外媒体透露,临沂地方政府用于防范陈光诚的“维稳”费用已达数万。当地不惜动用3个组、每组22人,昼夜监视陈家及把守各村口(由于相关信息无法从公开报道准确获知,我们难以确认这些数据是否准确)。

任何一个公民,都不值得国家拿这么多钱“维稳”,哪怕只是一万元,更不要说一个盲人。一个中国公民,倘若其真有犯罪嫌疑,自当诉诸法律,若无触犯法律行为,其自当享受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中国今日尚有一亿多人未脱贫,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童吃不上午饭,真正该花钱的地方多得很。

比陈光诚事件如何收场更紧迫的,是由此引发的汹汹民情民意。当下是中国近百年来国民生活全方位改善最大的时期,但更需注意到,国民观念的日新月异,带来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亦使今天人心躁动不安,任何基层和局部的刺激性个案或事件,都有可能引起全局性的社会效应。

从刻下的社会治理角度看,中央政府应及时出手,叫停临沂当局的粗暴维稳,防止陈光诚事件演变成大型社会公共事件,止息和消解由此酝酿升温的社会负面情绪。冯正虎后被允许回国,正酝酿的情绪被成功化解即是先例。

从长期看,为防止类似陈光诚事件背后的绑架逻辑蔓延,中国还须循渐进政改之路,予司法独立。政府包揽一切权力,即自动承担一切责任,它必导致做好了没人说,做不好或做得不及时则被千夫指。司法独立,陈光诚辈不必上访,有问题上法庭,庭审公开,允许媒体报道,则基层不必如此“维稳”,中央不必被如此“绑架”。

《凤凰周刊》2011年31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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