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底线

从广东潮州、增城的民工聚集闹事,到浙江湖州的暴力抗税,群体性事件在当下中国大陆呈现出愈演愈烈的一面。考虑到这类事件具有各地逐年增加“维稳”经费的背景,人们有理由相信,用权力加金钱“维稳”的思路,正在逐渐丧失其有效性;“以官治民”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已遭遇巨大挑战。

危机和挑战,不是最近几年突然爆发的,它实际上是郁积了几十年的矛盾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遭遇的必然结果。政府为了经济高速发展,对待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民间不满,哪怕是涉及基本制度层面的改革,也采取回避或搁置的办法。随着中国加入WTO,搭上经济全球化快车,与国际信息通道接轨,民智日渐开启,个人权利意识亦逐步苏醒,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乃至危机随之发生。其主要表现为,多元利益冲突(包括官民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愈“解决”愈多、政府与民众之间渐失信任、舆论控制失效、强力执法引发暴力抗争。纵观历史,当民众被迫频频采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惜以暴抗权、以暴抗法时,说明社会有效运行的航道已经被泥沙与暗礁堵塞殆尽,如果不迅速调整思路,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已难以独立承担整合社会前行的重任。在这种局面下,社会结构的整合,需要一种新的粘合剂;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一种新的钢筋混凝土。

这就只能是法治——必须超越并凌驾于政党权力政治之上的法治。

这种法治既是所有传统统治手段如德政仁政追求、行政处罚、舆论高压、国家机器的动用等都用尽后的唯一选择,也是当下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代生人的价值观中唯一认可的聚焦点;既是帮助现行体制走出兴衰周期循环的一帖良方,也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后一道围墙。法治的真意是由社会各阶层、每个成员,按照共同契约规范运行。这种将规则公之于众、公开行使、公开监督的社会治理方式,与崇尚人权与平等的现代社会最相匹配,最能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君、良吏的出现,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利益多元、信息流动的背景下,依靠人治终究解决不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唯有法治,才能变“以官治民”为“以法治世”,从而变不同情势下的官民对立,为同一规则下的官民共治与全民自治,这也是中国之所以称为“人民共和国”的“共和”之本意。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执政党就提出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目标。所谓现代政治文明,核心就是法治。当下中国大陆正在经历多重转型,其中最重要的转型,就是由“以官治民”的权治人治,转向“官民共治”的法治。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下,法治是政治共同体得以“共同”的前提,因此它几可等同于国家本身。反对和破坏以法治管理国家,就是“窃国大盗”。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就是这种“窃国大盗”。所以,反袁斗争由“护法”到“护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以党代国,将党权置于法治之上,也就必然地将党利置于全民利益之上,于是导致了长期内战和民生凋蔽,然后才有中国共产党的乘势而起,才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提出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能懈怠——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和本质,就是法治,即官民遵循同样的、公开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官强民弱,民无力制官,官权、官利扩张无极限、最终导致革命一再发生的历史定式。正因为这样,在经历“文革”惨痛教训后,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继而江泽民提出“以法治国”。这些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治国理念,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正视,对经验、教训的吸取与总结。

在经历了多年的反复后,中国大陆的道路选择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概源于法律权威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司法不独立、行政权力大于并凌驾于法,导致当下中国多重问题的滋生、发展与危机之既成——如一些基层政府违反物权法激进拆迁、滥用行政手段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一些官员贪污腐败侵占国家公物却未能尽受法律制裁等。这直接助推了国民价值观的碎片化,加剧了全社会的失序和官民矛盾的愈来愈难以调和。因此,司法独立、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已到了必须立即付诸实施的最后时刻。如果再久拖不决,势将丧失平稳转型的最后机会。现在启动转型的有利条件是,虽然民间积累的矛盾、冲突和怨愤已有不少,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稳定,不愿意社会动荡。可以说,现在只是“人心思变”,还没有“人心思乱”,所以,改革还有足够的社会土壤;面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只会加固社会稳定的堤防,并不会使之溃塌。而如果任由矛盾和不满进一步积累,仍不愿让行政权力让位给法律法规,确立和确保法治的无上权威,则民众的情绪、社会心理便会逐渐由“思变”走向“思乱”。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再想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凤凰周刊》2011年32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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