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税负的根本出路在法治与民主

11月16日,美国近140名富翁致信奥巴马总统和国会领袖,希望国家向他们多征税,让更多人受益。随后,数十位富豪来到国会山,要求终止执行布什政府通过的减税政策,普遍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与此同时,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2011年被戏称为“税感”之年。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1292.18亿元,同比增长27.4%;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税收收入连年超速增长,国民个人的“税感”日益沉重,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公共话题。

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税收每年以超过GDP一两倍的速度增长,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20%,但政府的钱仍然“不够花”,以至于在税收之外,还设立了许多预算内、外的收费与罚款项目,据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总额已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同时,许多地方高度依赖“卖地财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综合运用了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金等多种手段“搂钱”后,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甚至债台高筑。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174.91亿元;为此,政府不得不想更多办法“搂钱”,除出台房产税试点、资源税改革外,还正式打开了一直紧闭着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闸门: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个省市的举债试点。

现在,中国各项政府收入相加,已占GDP的30%以上,超出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国民和企业均已不堪重负。所谓的税收结构调整,只不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拆了东墙补西墙。政府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与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之间,已陷入一种悖论的困境。一旦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发生危机,政府收支的链条就会绷断,由经济危机到财政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将成为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更可虑的是,当前这种不断“搂钱花”的做法,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抑制社会的消费与投资,恶化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国民生活状态,最终加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到来。

欲改变政府总是“搂钱花”的收入饥渴症状,必须先调整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架构。政府管事太多、权力太大,机构必然庞大。这么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即使没有故障,消耗也是惊人的,更何况还有不少地方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贪大求洋、面子工程、重复建设,甚至贪腐自肥呢?有这些故障掣肘,多少钱都会掉入无底洞。事实上,在中国入世已10年的今天,无论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还是人口巨大的流动性与日渐开启的民智,都在不断证明一个道理:政府早无必要、也无能力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政府必先“瘦身”、“消肿”,精简机构,放权给社会。不妨把属于市场的交给市场,该归还民众的还给民众,让民众充分自治,让市场充分自主。很多时候,市场和市民花1元钱就可办好的事,“市长”花10元钱也未必能做好,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市场和市民。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手让农民安排自己的生产、让市场规律自主发挥作用开始的;当农民、工人和企业家从政府安排一切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后,中国就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的奇迹。

中共历史上有过多次“精兵简政”,只是由于公共管理部门客观存在的“相互制造工作”和不断自我膨胀的规律与特性(所谓“帕金森定律”),导致最终政府部门的权力不减反增,人员越来越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要突破这种怪圈,靠执政党自身之力显然已不足够,唯有依靠法治与民主建设,从制度上加以解决。法治的精髓是将治人者纳入治下,通过法律,清晰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将政府角色定位于且限制于提供公共服务,行政权力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就限定了政府所承担的事务,限定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这样,机构膨胀就失去了动能,官员“拍脑袋决策”和贪污腐败行为也都失去了土壤。而民主则是通过赋予国民个人政治参与的权利,使他们具有监督政府的能力,包括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监督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监督政府经费的使用情况,等等。徒法不能自行,只有实现了法治与民主的二合一,降低税负才算是找到了根本的出路。

因此,税负、“税感”的问题,看上去是纯经济问题,实质却是改变社会管理方式的政治课题。尽管举步维艰,但越早走,中国越容易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否则,政府的收入饥渴不断,机构膨胀不止,终将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最后结果只会是政权与社会两败俱伤。

《凤凰周刊》2011年36期 《凤凰周刊》 周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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