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苏联的海上崛起之鉴

美国海洋战略是“经济驱动+战略跟进”,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相得益彰。前苏联海上力量扩张属于“战略驱动”型,缺乏经济上的内在诱因,不具有可持续性。

“未来20年,中国的大洋工作将立足资源、超越资源,确立中国在国际大洋事务中的强国地位。”这是今年5月8日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对于中国海洋战略目标的表述。该报告出台次日,台湾渔民在争议海域被菲律宾公务船枪杀的风波,将国人的视野带到一片相对陌生的水域—巴士海峡,而其所连通的太平洋,正是中国大洋工作的重点之一。

21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太平洋世纪,关键在于太平洋沿岸聚集了这个时代全球最多的大国力量中心。海洋大国地位与世界领导角色的高度重合,并非全然历史的巧合。从大西洋中心时代的欧美列强,到可望支撑太平洋中心时代的美中日俄等国,海上崛起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而以海洋经济为海上崛起“添加燃料”,则系可持续发展之道。20世纪后期曾以强大海军与美国海上争锋的苏联,终因体制积弊及海洋经济短板而至解体,殊为可悲可叹。

美苏海上过招得失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海洋霸主,凭借强大的海军实力牢牢控制着全球各大洋及海上战略通道。19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海上势力快速崛起,先后建立起北方、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四大舰队以及印度洋、地中海分舰队,并在全球31个国家拥有海军基地或补给点。1980年代,苏联海军鼎盛时期,已是一支足以在全球范围对美国海军构成挑战的战略性海上力量,但这一辉煌随着苏联的解体走入历史。美苏海上较量的结局与冷战大背景直接相关,但两国海上崛起的不同动因和路径也值得探讨。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的过程,就是与海上霸权国英国斗争的过程,这一特殊背景使美国立国时就认识到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美国国父华盛顿当时曾指出,“在当前的战争中,陆上部队所做的努力再大,海军仍有决定性作用,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在战场上都必须依赖海上补给。”虽然独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视海军为陆上防御的附属,也存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之争,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提升,扩张型的海洋战略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美国海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和对外战争,逐步从加勒比海走向大西洋、太平洋,成为至今仍主导全球的海上力量。

俄罗斯民族对海洋的重视,可追溯至17世纪末彼得大帝时期。彼得一世提出并实施了同时发展陆军与海军的“两只手”理论以及争夺出海口的海洋安全战略。1762年继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这一战略,继续奉行海上扩张政策。但其后一个多世纪的俄国君主,大多重陆轻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前苏联时代的早期。1956年戈尔什科夫任苏联海军司令后,提出“国家海上威力”论,着手打造“均衡海军”;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奉行扩张型海洋战略,积极发展海军远洋作战实力。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到1980年代,苏联海军已是一支威震全球的“远洋导弹核海军”!

历史地看,美苏两国对海上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在时间跨度和坚定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即使在有能力挑战美国海军的时期,苏联海军更多地强调海上进攻能力,而非争夺对海洋的常态控制权。这一点从苏联海军打造出令美国头疼的核潜艇力量,但在航母实力以及控制海上战略通道的能力上远逊美国可见一斑。马汉“海权论”的核心强调对海洋的控制权,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控制世界贸易进而控制世界财富。这就引申出美苏两国海洋战略差异的突出特征,即初始动因不同。

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认识到了海洋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直接驱动美国成为海上强国的动力还是来自经济和贸易。从1820年到美国南北战争前的1860年,美国的工农业高速发展,出口贸易增长近5倍。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和贸易继续保持快增势头,美国商界对维护海上航运通道和海外市场的要求日益迫切,而经济实力的提升也为打造海军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美国19世纪后期以来海军发展的思路,基本遵循这一理论。21世纪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着眼点也是亚太地区活跃而繁荣的经济和贸易。由此可见,美国海洋战略是“经济驱动+战略跟进”,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俄国把目光转向海洋,起决定作用的是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而非当时已严重落后于时代的俄国农奴制经济。苏联在1960年代后海洋战略转向,也不是经济发展使然,直接动因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虽然戈尔什科夫在其海洋战略理念中强调,国家的海上威力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体系,其组成部分军事、运输、捕鱼、科考以及海洋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1980年代苏联在上述领域的确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海上力量扩张属于“战略驱动”型,缺乏经济上的内在诱因,带有明显的彼得大帝时代的特征。

贸易是“海权论”关注的重要方面,但苏联在经济鼎盛时期,也算不上世界贸易大国。1950年苏联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是2.6%,1981年这一比率也仅为3.8%。1981年苏联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是3.6%和4%。2011年,世界前三大进口国美国、中国、德国占全球进口比重分别为12.3%、9.5%和6.8%,世界前三大出口国中国、美国、德国,占全球出口比重分别为10.4%、8.1%和8.1%。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贸易上的弱势导致苏联海上扩张势头缺乏内生动力,经济上的短板则导致苏联海洋强国战略不具有可持续性。

陆海统筹的原动力

从美苏海上争锋史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国海洋战略能推进到何种程度。对中国来说,这种“依赖”直到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显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重心明显转向沿海,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格局。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GDP总和为31.58万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额51.93万亿元的60.81%。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只有150亿美元。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绝无仅有,而且中国进出口贸易85%以上都依赖海洋运输。

从贸易角度看,中国已完全具备打造海洋强国的经济驱动力。但与马汉提出“海权论”的时代不同的是,经济驱动力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在内的海洋经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欧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从海洋获取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目前海洋经济已成世界沿海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经济总量已占全球GDP的4%,而且,世界海洋经济增速长期快于全球GDP增速。世界头号海洋强国美国,早在1990年代其海洋经济产值就占世界海洋经济产值总量的1/3。2007年,美国沿海地区GDP总量达7.9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总量的57%。

在世界海洋经济发展大潮中,中国后来居上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10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国,在海洋运输载重吨位上中国也已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至2012年,中国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平均增速分别为6.04%、17.68%、5.02%、11.86%、8.48%。在这5年间,中国海洋经济增速大多数年份都超过当年GDP增速,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稳定在9%以上。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经济驱动力”已经具备,国家层面的“战略跟进”也在稳步实施。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同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3年1月,国家海洋局公布《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从海洋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权益和安全等方面,对2020年前的海洋事业发展做了全面的部署。

陆海复合型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安全上都需要兼顾陆地和海洋因素,这也是“陆海统筹”的应有之义。不过,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周方银认为,中国海上崛起与苏联有着明显的不同,某种程度上说与美国较为相似。“中美发展海上力量都有维护海外商业利益的考虑,而苏联这方面的动因相对较小。”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在海上崛起过程中,或许可以效仿美国更多地利用海洋本身的资源来为蓝水海军等海上维权主体提供动力,而不必像苏联那样耗竭陆地资源供海军挥霍。也就是说,在中国陆海统筹的原动力里,广袤无垠海洋的角色将愈发吃重。

破解海洋争议难题

与美苏当年海上崛起过程中周边地缘环境相对宽松不同,中国与海上邻国之间有着复杂的岛屿归属争议、海域划界争议、资源开发争议等一系列海洋问题。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是中国能否成为海洋强国绕不开的挑战。回首过去的2012年,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环境延续了近年来复杂严峻的态势,在东海、南海还相继出现了与日本、菲律宾对峙的局面。所不同的是,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开始化被动为主动,逐步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地位。

2012年4月的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以中方实际控制黄岩岛而结束。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是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急先锋,这本质上是菲国内政治使然,中菲对峙并不能代表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菲外长罗萨里奥是对华强硬政策的重要操盘手,他曾任职菲莱克斯矿业公司,而该公司的母公司菲莱克斯石油公司刚获得在礼乐滩开采石油的许可权。菲总统阿基诺家族与菲石油巨头Petron公司之间也关系密切。国家利益背后闪现着公权力与个人私利交换的影子,这是中菲争议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争端的本质不同。在此情况下,中国强势应对在战略上是成功的,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中对东盟以及美国的“公关”,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海争议的发展态势。

虽然日本政府“购岛”导致的中日钓鱼岛对峙也有日本政治右倾这一国内因素,但中日之间这轮较量,折射的是现阶段两国在东北亚结构性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与中菲黄岩岛争议不同,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之道,在钓鱼岛问题之外。中国在“购岛”事件后的“强势”,是为了避免因妥协而让自身陷入被动。在日本政府“购岛”后的几个月中,中国先后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地理坐标,并实现常态化巡航。这一系列强势应对措施,已让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先输一局,因为其“购岛”前的事实管辖权,已经开始土崩瓦解。

对海洋地缘环境的塑造能力,是检验海洋强国的关键指标,中国在南海方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根据2012年初颁布的《南海及周边海洋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年)》,国家海洋局强化了与南海、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合作力度,创立并开始运营一系列新的合作模式。如设立“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为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次海洋科技人才;将“中国-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升级为国家级合作机构,在雅加达选址,使之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合作领域中首个实体机构;与泰国建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此外,还牵头制定《南海区域海啸预警与减灾系统建设方案》。这些安排和合作,可以成为中国构筑海洋地缘环境的制度性支撑。

海洋争议本质上涉及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而共同开发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南海共同开发目前还没有成功的范例,但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已有的成功模式未来可以作为借鉴。马来西亚与泰国就泰国湾7250平方公里的海域存在争议,1972年两国开始谈判并于1979年达成协议,决定将海域划界问题搁置50年,共同开发争议区海底资源。马泰两国采取的是“超国家管理模式”,即两国政府代表组成联合管理局,全权负责开发、管理以及分歧的解决事宜。马来西亚与越南在泰国湾一块1358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采取的是“联合经营模式”,两国石油公司签署商业协议,执行开发业务,但两国政府拥有对颁发开采许可证、争议解决的最终决定权。印尼与澳大利亚在帝汶缺口部分争议海域采取了“代理制模式”,由一方负责开发和管理运营,但向另一方支付10%的所得税。

中国可以在加大自主开发力度的基础上,在海洋争议上从双边共同开发入手。1999年开始,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曾想就三国之间800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但在利益分配、职权划分上一直无法达成妥协,谈判后来无果而终。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杨丹志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国际社会已经积累了不少共同开发的经验,可以说共同开发海底资源已是解决海洋争议最现实的选择。南海问题声索国具体国情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这是中国推进共同开发应该重视的,从双边入手是很好的着力点。”

中美海洋安全磨合

中国如何以及成为怎样的海洋强国,美国是最为关键的外部因素。中国无疑不会走苏联那种对抗性的海上崛起之路,这就需要中国在海洋安全战略上与美国进行磨合。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无海上挑战者,成为世界唯一的海洋霸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把海洋安全战略转为“由海向陆”,通过“以海制陆”确保美国安全战略优势。这一战略转型是对马汉“海权论”的继承和发展,核心还是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世界,这也是“倚陆向海”的中国在走向海洋过程中所面临的战略挑战。

美国军方在《2010年联合构想》中指出,“目前地球上75%的人口和同样比例的国都及主要商业中心都分布在近岸地区,近岸地区是美国影响和能力能够产生最大作用、需要美国施加影响和力量次数最多的地区”。在具体操作上,美国在强调“前沿存在”的同时,越来越突出“合作”的重要性。2005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提出“千舰计划”,主张通过各国海上力量合作的方式组建全球海上网络。2012年1月,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一份题为《基于实力的合作:美国、中国与南海》的报告,针对中国崛起的现状提出“合作性主导”(cooperative primacy)的概念,建议美国根据南海问题的复杂局面,以实力为基础促成美中合作,用综合手段应对南海问题。

虽然东海、南海争议背后都有美国因素,但美国的战略视野显然不会局限在这些争议问题上。美国中国国防政策专家米歇尔·斯韦因(Michael D. Swaine)今年4月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应密切关注东海、南海争议,但也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深刻的历史根源,不能将其作为美中战略关系的“风向标”。斯韦因说,华盛顿一定要警惕其盟友利用美国的介入恶化局势,“美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意识和行动是两码事”。上述报告的撰写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M.Taylor Fravel),也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就中菲南海争议的表态提出批评,认为她的表态不仅破坏了美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中立的原则,也可能导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敢于更加强硬。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锋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中美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在维护国际海洋通道上两国是有共同利益的。随着实力的衰弱,美国也需要他国来分担责任。而且美国也清楚,中国没有在海上挑战美国主导权的意愿。”上述报告也认为,维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应该导致美中之间的对抗。美中两国都能从合作中受益,事实上,亚洲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更多。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大棋局:美国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写道: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希望看到美国因在亚太力量的减弱而需要以中国为伙伴和盟友,其实中国也应该把留在亚太的美国看成天然盟友。10多年来亚太局势的变化,或许正在印证布热津斯基的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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