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全球反共产革命中心-探秘台湾政战系统

196015日,台北的气氛有如过节,街头多处张灯结彩,松山国际机场,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和各方使节迎候多时,空军派出24架战斗机升空护航。排场搞得这么大,因为有一位贵客即将到访——南越总统吴庭艳。

吴庭艳访台一周,与蒋介石会谈七次,在陈诚陪同下飞赴各地检阅海陆空各兵种演习,访问军校和连队。给吴留下最深印象的,居然不是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而是“士气、纪律、忠诚”。吴问秘诀何在,答“政治作战”之效用。

南越当时的局势一团糟糕,军令政令不能统一,吴庭艳焦头烂额。他特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希望能派一名将军到南越协助整训军队,意即帮越军建立一套政战体系。

越南战争期间,北越这头接受着苏联、东欧和北京的军事、经济援助,中共还直接派顾问团和总计32万部队入越,在南越一边,却秘密活跃着一支“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

自越战始,拉开了台湾全球输出“反共产革命政治工作”的序幕,亚非拉面临共产党游击队威协的多个国家亦派出军官赴台学习,使台湾一度成为全球的“反共智慧”中心。

国军政工流变

近现代军队政工制度起源于苏联,国共两军都以俄为师,建立了各自的军队政工制度。

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的效果,现在一般认为最大的作用是解决了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其实不然。苏俄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始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至19276月结束,共资助约1280余万中国元,其实是杯水车薪;因为从1924年至1928年,广州国民政府仅军费开支就有约2亿元,平均每年4000余万,1927年军费开支5000余万之外,还剩余470多万。

国民党真正得益于苏联的,还是后者的政党制度,解决了其组织效率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资源吸纳和人力动员之能量。

政战学院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部队担任政战排长、辅导长、政战官、心辅官。总政治作战部下直属两个机构:军事发言人室、政治作战计划委员会,还分设六个政战处,分管组织、训练、心战、宣传、反情报等事务。

蒋经国委托他的心腹王参与政战建设,王先从处长升到政战学校校长,最后官拜总政战部主任,成为国民党政战理论的构建者。蒋经国最初认为政战学员的培训应为速成,两年制最好,在王的建议下,后来政战学院按照高校的学制来建设,使学生具有大学本科教育。

“如果政工干部没有学历和渊博学识,根本无法服众。”这是王强调的观点。政工学员不仅要了解党义和敌情,还要接受体育、戏剧、音乐、新闻、外语和政治学等训练。蒋介石认为,军队还要承担一些社会功能,凝聚社会共识,协助宣导政府方针,如军队建立国语推广成人班、全岛旅行的文化小组,这些成员多数由政战军官来充任。

向南越和柬埔寨派出“军事顾问团”则是政战输出的肇始,其成员都是政战军官。王曾应邀赴南越和柬埔寨访问,协助该国建立政战体系。虽然南越和柬埔寨朗诺政权最终失败,但在合作期间,受援国与军事顾问团相处融洽,对他们的盟友美国反倒是一肚子怨气。这些国家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官员将领谈起往事仍是此种态度。

所在国在经济、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并深受其影响,但精神上更青睐政战顾问团为其制订的战略,实操中台湾只能提供非物质支持,具体影响力有限;正是这种矛盾之处导致了政战体系无法有效运作,亦不能复制台湾的领袖、政党及组织经验。

 好评如潮“远朋班”

因为“好评如潮”,加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历史之长久、经验之丰富、教训之惨痛、反思之深刻”,早已闻名世界,亚非拉诸多政局不稳,尤其面临共产党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纷纷派出军官到台湾深造,学习政治作战技术。

台湾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远朋班”,即政治作战训练班的别称,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亚非拉国家的政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战培训的同时,还附带有经济和技术援助,自然亦是外交斗争的一个组成部队。

这些外国军官还要被教授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克服低效混乱,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如何协调关系。最有趣或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占课时近一半的政治作战理论学习和个案研究,个案均来自国民党多年来与中共斗争的历史案例。

政战教官常对学员解释何为政战,国民党政战与中共政工的区别,这亦是不少学员常问的问题。“共产党以‘仇恨’来进行组织动员,而我们以‘仁爱’进行组织动员,他们鼓吹‘阶级斗争’,而我们提倡‘阶层协作’?”政战教官常从基本概念娓娓道来。

这些国家获得部分政战经验和灵感,也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同样无法复制台湾模式,他们不具备一个历史悠久的“革命性政党”,也没有威望极高的魅力型领袖。但所在国执政者无疑都感激台湾的援助,厌恶美国盟友的“自以为是”和“愚蠢低效”。

柬埔寨的朗诺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张画像,上方大幅的是蒋介石画像,下方小幅的是尼克松画像。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巴拉圭著名的军政府领导人,把首都的一条街道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并在街中心塑起了一个蒋介石铜像。

可以说,那个时代虽然美国在冷战的另一方扮演了老大哥角色,并因自身的国力产生巨大影响力,成为遏制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大堡垒

 

 

以前的党组织过度涣散,此后变得紧密;以前长期经费紧缺,通过整顿党政组织解决了财政问题;同时还大幅度提升宣传鼓吹能力。重中之重则是以前没有自己真正的军队,所依赖之部队又叛服无常,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和军队党代表制,解决了军队忠诚问题。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为“主义”作战的“党军”,党的组织细胞进入军队,实现了以党建军和以党控军。这与当时各支军阀部队依赖个人魅力、人脉裙带来控军治军截然不同,军队的忠诚与效率亦非军阀部队可比。

但国民党学习苏军政工制度,只停留在皮毛上,党组织仍是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杂合体,众多党内精英对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治工作有种本能的排斥,孙中山本人也只抱着一种应急主义的态度,内部批判之声从来不断,而不像中共始终将政工提升到党和军之“生命线”的高度。

清党之后国民党急不可耐地抛弃政治工作,加上以前的政工多由共产党员来做,所以军队政工几乎陷于停顿。南京政府成立,军委会政治部及各级政工组织很快被撤销,另成立政治训练部来抓军队政治工作,职责只有宣传与联络,并无实权。

蒋介石本人对政工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也是迫于“剿共”的需要,三十年代初,设立了海陆空军司令部“剿匪宣传处”、训练总监部“剿匪训练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军队政工略有恢复,但总体相当衰微。北伐时期党代表与部队长官平起平坐的景象再未出现过。

连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都认为,军中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不过“贴标语,叫口号” 而已,无足轻重,天下之事,可用武力了之。

1935年,国民党认为军队中再建一套党组织系统纯属添乱,遂下令撤除军中各级党部。直到抗战爆发,才又在军中重新建立从军委会政治部、战区政治部到连指导员的各级政工制度。

由于人员经费匮乏,政治部以师级单位为中心,军和集团军一般不设实级政工部门。政工人员从抗战前的3000余人增长到19403万余人。抗战后为行宪政,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政工又逐步被废除。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全党对政工的意识谈薄,从未形成共识,没有提升到战略高度,政工建设出于应急时有时无;蒋本人又是从军队入主中枢,不管在何时,他始终亲睐军队“首长一元制”。

蒋要求军中党务和政工由军事首长或政工人员兼任,政工人员只是首长的幕僚,需服从首长指挥。其实很多军事首长从来轻视政工,经常讥嘲他们是军中之“姨太太”,所以国军的政治工作从来不能与中共军队相提并论。

为应抗战之急所谓抓军队政工,主要是大量吸纳官兵入党,一度使军人党员数量大增,占了党员总数的61%。士兵们常集体宣誓入党,但不收党费,没有党证,党的组织活动几乎不存在。尽管如此,亦颇有成效,在多次战役中,政工人员的牺牲和负伤比例,按其总数来说,相当之高。

所以在国民党那,长期党建废弛,党权式微,甚至居于军权和政权之下;政工人员待遇差、权利小、地位低,由于这些因素,又使政工无法长进,形成恶性循环。

台湾政战输出

国民党迁台后,反思失败原因,以蒋为首皆认为党政军组织涣散,是导致在大陆溃败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又与政工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既不能防渗透,也不能保密,同时亦不能使军令政令坚决贯彻。

蒋重新整党改组的同时,也在思索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共产党,又能让西方国家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威力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战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因为主要针对防止共产党的“颠覆渗透”,国民党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对手,单纯靠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组织和方法体系,以凝聚自己及动员民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艺等各领域的斗争,即“非直接军事武力作战”。

说白了就是一定程度借鉴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动员模式,同时理论上又融入民族文化、三民主义和“普世价值”。

1951年在复兴岗建立政工干校(国防部政治作战学院之前身)开始,国民党的政工体系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和思维逐步搭建起来。与此同时,“国防部”政工局更名为“总政治部”,60年代初再改名为“总政治作战部”,隶属于“国防部”,即今天的政战总局。总政战长官仍被定位为参谋总长的幕僚,军中仍实行“一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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