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结盟”政策思考

美国的联盟关系看似强大,其实内部也带有其自有的脆弱性。在美国眼中可用来制衡中国的国家,却并不见得愿意把中国也当做对手,充当美制衡中国的“冤大头”,与中国对抗。

自2010年东亚安全环境发生骤变、中国外部环境吃紧以来,关于中国是否需要缔结本地区战略盟友的讨论就此起彼伏。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琳达•杰克布森看来,中国经济实力见长,世界经济愈加不稳定,“中国战略家们肯定会想:我们不能再受制于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制定的规则。”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曾撂下狠话称:“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

中国一以贯之的“不结盟”政策遭遇怎样的困境,又应该如何巩固与强化现有的安全环境?这些都值得国人进行总结与反思。

“结盟”不具有可操作性?

之前有美国学者将中国形容为“孤独的大国”,这一境况在和美国的对比中更令人感慨。作为世界上盟友最多的国家,美国正式签约的带有军事盟友关系的国家就多达36个,遍布世界各大洲的战略要地和美国自己划定的全球各大战区。再加之考虑到地缘、经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其潜在盟友更是举不胜举。

据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者吴旭观察,每次用兵之前,美国往往先鼓动各路盟友,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没钱没人的出声也行。从一战、二战到冷战,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莫不如是。“在盟友的站脚助威声中,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三管齐下,往往能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他呼吁中国彻底放弃“过时和死板”的“不结盟政策”。

一向主张“北联俄罗斯”的阎学通也公开表示,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现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不过,据记者观察,上述表态在政策层并非“主流”。

在中国近几年发表的政府白皮书中,都将“不结盟”作为一个明确的宗旨重点宣示强调。比如201 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严正宣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

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苏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这种“结盟”思考作为一种学理上探讨的启发性,但认为放弃奉行多年的“不结盟”还不是一个政策选项。“一是不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和中国外交理念不一致。”在他看来,拉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作对,与中国同所有国家友好交往的理念不符。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关系并未发展到冷战时的那种鲜明的敌我关系,现今的国际形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相互依存,这让联盟最重要的要件“共享的假想敌”处于缺失状态。

但不放弃“不结盟”政策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可以高枕无忧?接受采访的中外专家虽在需不需要放弃“不结盟”、与谁结盟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都认为中国在“合纵连横”以推进国家利益方面还可以更有作为。

从“无敌国”到“伙伴关系”外交

结盟政治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而对于结盟(或同盟)的定义,不同学派的学者从自身学术架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侧重点。相近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持久的历史互信关系是常常被提到的条件,但都并非根本。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对此有经典的表述:“一个国家是否实行结盟政策不是原则问题,而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换言之,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随时变换结盟政策,利益恒在而同盟不恒在。纵观古今外交史,共同的安全利益是同盟建立的基石.一旦共同的安全利益消失,再牢固的同盟关系也会淡化,而—旦共同的安全利益凸显,即使意识形态相左亦能结成同盟。

观察20世纪中国外交史,会发现中国作为弱国,选择与自己共享安全威胁来源的强国结成同盟,充分利用同盟关系的“杠杆作用”,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维系本国安全,不乏其例。

第一次成功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通过与美、苏、英结盟,借助同盟国的力量击败了军事力量远胜于己的日本,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美、苏、英的角度看,中国是它们牵制日本在亚洲扩张、阻止其与德国会师的最重要力量,双方的军事结盟可谓水到渠成。

未完,详情请参见《凤凰周刊》2012年第25期     特约撰稿员/郑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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