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海外间接重启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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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1”大地震后,日本国内对核电安全极度不信任的背景下,安倍不顾国内反对签署核电出口协议,意在以迂回方式重启日本核电。 

5月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对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土耳其等中东三国的访问,返回东京。安倍此行被称为“能源外交”,除了向能源大国俄罗斯谋求以较低价格确保能源供应以外,其另一项主要成果是向中东三国推销日本的核电技术,并与阿联酋签署了核能协议。

在“3·11”大地震后,日本国内对核电安全极度不信任的背景下,安倍不顾国内反对签署核电出口协议,意在以迂回方式重启日本核电。

长期以来,日本将“发展核能为基础电力”视作国家能源政策的基石,但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事故,让日本社会谈核色变。事故发生后,日本境内54座核电站全部停止运行。但在电力紧缺的高压下,关西电力公司2011年7月1日重新启动福井县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这种“零核电”状态只保持了61天。

就在关西电力重启核电前后,日本前民主党首相菅直人提出“实现无核社会”;这一目标在第二年,被继任的野田佳彦政府确定为“2030年前摆脱核能依赖”“2050年前后关停所有核电站”的弃核政策。但是今年2月28日,安倍晋三当选后在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宣布放弃“弃核政策”,表示“将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重启核电站”。

由于重启核电预料将在国内引发民众强烈反对,日本三大核电制造企业——东芝、三菱以及日立将目光转向海外,寻求迂回前进。“海外核电先行,国内核电缓行”有可能成为日本重启核电的新策略。

核电将“分离国有化”?

据外务省一名官员透露,今年2月,安倍晋三在就任后首次访美时,就向奥巴马提出尽早实现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要求。对此,奥巴马回应称理解能源进口对日本的紧迫性,表示出口许可证仍在审查中。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伊藤庄一分析称,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是日本能源新政的应急之举,也是大地震后日本降低燃料成本大幅上涨的重要途径。但安倍能源政策的重中之重,则是放弃前任民主党政府提出的“2030年前摆脱核能依赖”的弃核政策,并通过与美国签订国际核合作协议等方式,将日本核能发展政策与美国进行捆绑。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3·11”大地震前,核能发电占日本国内发电总量的27%。核电站全面停运后所带来的能源缺口,将全部由紧急高价进口石油天然气的方式来填补。伊藤庄一称:“推迟重新启动核反应堆已损耗了日本大量国家财富,让它30年来第一次成为了贸易赤字国家。”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院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7000万吨,2011年增长到7850万吨,2012年达到8730万吨,两年内进口量增加了近25%,进口价格增加了70%以上,从2010年的约3.5万亿日元增加到2012年的6万亿日元,是日本2012年6.9万亿日元贸易赤字的最主要来源。

为避免能源短缺拖累经济复苏,日本重启核电已是箭在弦上。据日本一桥大学橘川武郎教授观察,重启核电后,日本现行电力体制将有可能产生两个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核能发电事业将从电力公司中分离出去单独经营,视情况再行讨论是否实行国营化。

橘川认为,重启核电必须考虑到核不扩散政策的影响,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核电事业体的布局、核废料回收等问题。“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性质的政治军事问题,”需要国家介入。

此外,日本核能开发一贯施行的“国策民营方式”,使得国家和民间发电公司产生了依赖关系,但双方应当担负的责任又没有得到明确。最终导致民营性质的电力公司不断滋长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端。橘川认为,对电力企业实施核能“分离国有化”,可以明确国家与民间企业的职责利益归属,迫使民营企业回归自由竞争市场。

第二个变化将是跨区域的电力公司竞争强度不断升级。橘川分析称,大地震期间,尽管西日本以及北海道持有大量电力剩余,但两地电力均无法顺利输送到东京及东北两个电力管区内。这一问题,从技术上分析,源于采取50Hz频率的东日本和采取60Hz频率的西日本之间,缺乏电力输送所必需的变频设备。

随着安倍能源新政下应急供电预案等的设立,以及贯通日本全境、经过强化的输电网络的建成,将在政策与技术上开通绿色通道,使得电力公司回避竞争以保持地方垄断的种种借口失去存在的立场。

 日本能源政策再检讨

在日本国内对核能安全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安倍政府试图推动“海外核电先行”,引起业内诸多质疑。日本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饭田哲也讽刺说,日本核能产业的代表三菱重工、东芝以及日立制造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从日本核能草创伊始,三菱对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东芝、日立对通用电气公司,即长期以承包方的角色维持生存。

日本的核能制造业至今仍然无法依靠自己的技术设计建造反应堆。核能领域的软件基本上在美国设计制造,“即使是运送核燃料的重屏蔽容器,也是在同法国的技术合作名义下,进行本土加工制造出来的。”在饭田哲也看来,2006年东芝斥资54亿美元购买西屋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缺乏独立的技术研发能力的表现。

他说,“核能领域,压力容器的设计规格不是依JIS(日本工业规格),而是根据电力事业法通告设定。而所谓电力事业法通告,就是将美国机械制造工学会(ASME)的横排版罗马字变为竖排版的日本假名加汉字。”

福岛核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核电站所有用于排水的供电设施由于布局不当,在地震与海啸中遭到严重破坏。“急于引进技术的社会不会有冷静考虑风险的环境。”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参事铃木达治郎回忆称,当初建造福岛核电站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为什么要把紧急电源设置在海边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理念是,因为从美国拿来的设计图上某个部件的长度是2.5英寸,所以就应该是这样。” 

核泄漏事故后,饭田哲也曾参与核燃料运输器材的安全检查。“首先是对外包商东芝的安全检查,接下来是和东电核实工作,并且一直到与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在密室里预先碰头,都只是在措辞上进行切磋,从不涉及实质的技术安全指标。”他说,这与其它领域日本企业的严谨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的核能安全也正是在层层掩盖中被制造出来的假象。这部分是由于核能的特殊性,导致发展核能技术从一开始就与无法与核武器扩散摆脱干系。铃木博士说:“日本核电建立伊始,就有着很多无法公开的机密要素,参与者也只能限定在当时的科学与政治精英之中,这主要是为了保密与安全的缘故。”

铃木博士并不否认,经过数十年的封闭运行,日本的核电精英成员结成了一个权力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日本缺乏对核能进行彻底公开的思考与调查。现在正是日本需要争论、赞成与反对意见的时候。”在他看来,经历了核事故的日本,再一次站到了制定能源新政的十字路口上,“虽然有必要考虑废除核电后的能源成本、赔偿、科技人才枯竭等等问题,但如果没有细致认真的反省,继续草率地做出终止或者重启的决定,那么灾难仍将重演,也无法谈及日本能源政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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