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搜身黑人被判违宪

在涉及种族的案件中,种族分化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公众对纽约“拦截搜身”法规的支持度明显存在种族分歧。今年4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白人选民支持拦截搜身政策,而只有24%的黑人选民和36%的拉美裔选民表示支持。

一个夜晚,16岁的黑人少年阿尔文探访完女友,步行回家。

这时,一辆载着3名警察的汽车迅速掉头,停在位于纽约哈姆雷区麦迪逊大道与派克大道间的116街上。3名警察跳下车,拦住了这位棕色皮肤的中学生。其中一名警察说:“你看起来非常可疑。”阿尔文试图解释,因为天气寒冷,所以才穿了件连帽衫。

“想挨揍吗?”那名警察说。然后他推了阿尔文一下,并把对方的胳膊扭到背后,强行对他进行搜身。阿尔文吓得要命,他的胳膊被扭得发疼。他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要抓我?”那名警察凑近他的脸,吼道:“因为你是该死的杂种!”阿尔文质问道:“这样就违法了吗?”

在过去的几个月,阿尔文只因看起来“可疑”而被警察拦截并搜身多次。自从1968年转折性的“特里诉俄亥俄州案”(Terry vs. Ohio)以来,美国警察便可以合法进行“拦截搜身”(stop and frisk),即允许警察对街上的任何人进行拦截、盘查和搜身,只要他们能提供怀疑对方正在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的合理依据。而在纽约,在市长布隆伯格和警察局长雷·凯利当政期间,拦截搜身的使用率骤增十年来增长了600%。

颠覆历史的一刻于近日诞生。据《纽约时报》8月13日报道,纽约的拦截搜身政策于8月12日被地方法院法官判为违宪,纽约市警察局被认定侵犯了年轻少数族裔的权利并采取了歧视性种族判定。法官的判决来自今年3月的一次集体诉讼——“弗洛伊德诉纽约市”(Floyd vs. the City of New York),该诉讼代表了对警察局相关举措的最大规模法律挑战,此前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就此案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无陪审团审讯。

就在一个月前,美国一名社区协警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马丁,在被法院判无罪后,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潮。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遮遮掩掩的种族主义歧视是此案的症结所在。而此案并不只关系到马丁一人,正如弗洛伊德案中所表现的,一代年轻黑人正成为警察、保安和社区巡夜员追踪、怀疑和虐待的目标。

备受争议的拦截政策

自纽约市上世纪90年代末以拦截搜身作为事前打击犯罪的战术以来,一度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他们认为其挽救了很多条生命,使纽约犯罪率保持在历史最低位。美国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将它作为一种使贩毒者和枪支从街头消失的手段。

但与此同时,拦截搜身政策也受到强烈质疑,批评者称它把整整一代黑人和拉美裔人都视为罪犯。有黑人青年团体称:“对于生活在周围附近的年轻人而言,遭遇拦截和搜身成为了家常便饭。我们都知道其中的规则:别跑,也别试图解释,因为为自己辩解可能会导致被捕或者更糟糕的后果。”

拦截搜身政策的支持者则认为,警察对有色人种进行拦截的次数不成比例,其实是在帮助年轻黑人和拉美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小组讨论上,曼哈顿研究所的研究员希瑟·麦克唐纳德表示:“在纽约,年轻黑人死于枪击的几率比其他人高。有鉴于他们的犯罪率,黑人才经常被拦下来。”这与布隆伯格等人的保守观点相呼应。布隆伯格此前曾表示,警察拦截的白人数量过多,犯罪率存在种族差异。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在纽约,因持枪杀人和贩毒而被捕的大多数是黑人或拉美裔。2012年,纽约因持枪杀人而被捕的人中,黑人占73.2%,拉美裔占21.5%, 而白人只占4.2%。但是,警察主要对黑人和拉美裔进行拦截和搜身,而白人往往不被追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数据值得怀疑。

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滥用毒品的白人数量多于黑人和拉美裔,但黑人青少年因毒品犯罪被捕的人数高出白人10倍。即便黑人团伙是大多数暴力毒品犯罪的主体,但没有正当理由就进行搜身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漠视。

纽约警方2011年拦截的人数达685724个,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九成是像阿尔文这样的年轻黑人或拉美裔,而他们中的90%都是无辜的。事实上,警察对年龄在14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黑人进行拦截的次数超过了这个年龄段的黑人总人数。在布隆伯格担任市长期间,超过500万纽约人遭遇拦截,其中430万为黑人或拉美裔。

今年3月,一起划时代的集体诉讼案——“弗洛伊德诉纽约市”在位于曼哈顿的美国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中,包括尼古拉斯·皮尔特在内的4名黑人和宪法权利中心起诉纽约警方的拦截搜身带有种族歧视,违反宪法。据弗洛伊德案的一位关键证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费根估算,纽约警方在过去10年进行了逾26万次非法拦截和搜身,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

弗洛伊德案成了美国新时代种族问题最火热的话题之一。其判决结果不仅决定美国“拦截搜身”法案的未来及警察对有色人种的态度,更意味着种族脸谱化的时代行将终结,也可能给予这一代黑人渴望已久的正义。正如密切关注该案件长达两个月的17岁黑人学生斯蒂芬·道格拉斯-艾伦说的那样:“这案子会让我们感到一丝解脱。我来代表年轻黑人出庭。我们希望结束这种情况,这样我们就能放心地走在大街上,无需担心自己被误认为是罪犯。” 

经过数月的激烈辩论和反驳,在6月26日的深夜会议中,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两项投票同意的法案,一个是创建监察纽约警察局办公室的40-11法案,另一个是加强反种族歧视的34-17分析法。监察长将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对纽约市警察局的监督,包括调查拦截搜身的政策。当公民感到被不公平地拦截,他们可通过相关法案采取法律措施举报这个城市。

8月12日,美国联邦法官希拉·A·谢恩德林做出裁决认为,纽约警察局拦截并搜查犯罪嫌疑人的做法违宪。在长达195页的决议中,谢恩德林法官裁定,伴随着犯罪人数的持续下降,截停次数在过去10年中出现猛增,这是对《第四修正案》及《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广泛无视。

受此决定影响,美国各地警局可能会重新审视其打击犯罪的策略。布隆伯格则称纽约市政府会提出申诉,并希望上诉结果会允许纽约在他任期结束之后,继续实施截停盘查,因为“不想为一些人的死亡负责”。

难以调和的种族分化

阿尔文、尼古拉斯·皮尔特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和拉美裔青少年在纽约大街上所经历的正是特雷沃恩·马丁这位典型人物所遭遇的:美国仍是一个存在种族歧视的国家,黑人因为肤色就会被视为可疑人物。

7月13日,陪审团宣判枪杀马丁的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无罪。马丁案的宣判使事件的焦点不仅包括种族问题,还转向对涉及自卫权力的“不退让法”的质疑。此判决严重破坏了美国人对司法体系的信任,让人质疑该体系能否达到预期的要求。

然而,不同的种族群体对齐默尔曼的判决结果的反应截然不同。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非裔美国人对此案的反应明朗而强烈。86%的黑人对齐默尔曼被宣告无罪的裁决表示不满,而5%持相反意见。近80%的黑人表示,此案让种族问题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白人中,对此案判决结果表示满意的人数(49%)多于不满意的人数(30%)。仅28%的白人认为此案让种族问题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60%的白人则认为人们对种族问题关注得过多了。

在涉及种族的案件中,种族分化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公众对纽约“拦截搜身”法规的支持度明显存在种族分歧。今年4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白人选民支持拦截搜身政策,而只有24%的黑人选民和36%的拉美裔选民表示支持。

多项研究表明,美国人开枪射杀黑人的可能性大于射杀白人。2002年,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利用虚拟现实刺激试验来呈现种族偏见产生的影响。当被要求瞬间判断是视频游戏中的黑人男子还是白人男子持有枪支时,人们更倾向于错误地判断黑人男子持有枪支,然后朝他们射击。

在马丁案发生前,一切本有律可循。但在齐默尔曼被宣判无罪后,黑人父母感到危险无法预测且难以掌控。许多黑人父母教育孩子们要听从警察的命令、即使遭到警察骚扰也不要提高声量,以免被警察逮捕;但要记住警察的徽记,一旦进入警区,就立刻给父母打电话。最重要的是,让警察一直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永远不要伸进口袋掏钱包。

《时代》周刊黑人记者珍宁·安伯认为,黑人父母从齐默尔曼身上看到了新的危险,这种危险似乎无法无天。“我们或许永远也不知道马丁遇害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黑人父母了解的情况是:一名协警看见一个棕色皮肤的十几岁男孩——该男孩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在雨中把连帽衫的帽子罩在头上,便认定对方行为诡异。我们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不要告诉孩子们一旦发现被跟踪就立刻跑?我们是告诉孩子们应进行自卫还是趴在地上?”

在纽约,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和市民开始参与到监督警察合理执法的巡逻队中,他们并不像上世纪60年代在加州奥克兰保护黑人免受警察暴力的黑豹党那样手持步枪,他们大多使用录像机。在哈莱姆区,马尔科姆·X草根运动组织开车巡逻街道;而在布鲁克林区的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年轻男性和女性成群结队地步行巡逻来监督警察。纽约公民自由联合会甚至开发了一款苹果手机软件来方便警察监督员们将遇到的非法拦截搜身事件直接传送到该联合会律师管理的数据库中。

警察的秘密记录

不仅是监督警察执法的人开始记录警察的活动,警察自己也开始秘密记录。警员波朗科就是其中一位。他不喜欢拦截搜查年轻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命令。在每次实施拦截后填写UF-250表格时,波朗科通常需要在“诡秘行动”“符合描述”或“犯罪时通常乔装打扮”这些选项里打钩,即便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选项的真正含义。有时候,警察们会在一个年轻人身上搜到一小包大麻,并将它作为解释此次拦截的合理依据。

在纽约,因枪支和毒品而犯下重罪的被捕者通常大多数是黑人或拉美裔。尤其在第41警区、美国最穷的社区之一,这里的人均犯罪率为全纽约最高,住户大部分是黑人和拉美裔。

四个月以来,波朗科记录了他所在第41警区的同事们做的一些警察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波朗科并非唯一一个在暗地里搜集警察无故拦截人们证据的人。在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一名在纽约警察局工作了8年的老警察也在做同样的事。17个月以来,警察阿德里安·斯库克拉夫特都会记录下他的上司们让他做非法拦截的命令。

2013年3月20日早晨5点30分,波朗科如往常起床了。只是这一天他已经等了4年。对拦截搜身提出指控的弗洛伊德案进行了两天,但今天,波朗科被安排对纽约警方作不利证供。当他到达法庭时,那里已水泄不通。社工、律师、社区组织者和各领域学者都在做着笔记。在审讯期间,黑人及拉美裔青少年、穆斯林和纽约“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组织”(LGBT)成员几乎每天都在法院外集会。由于弗洛伊德案成为弱势人群遭遇不公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些弱势人群都怀有种族歧视将终结的愿望。

“这个案件的输赢关系重大,其结果会对每个民主社会的政策制定具有影响。”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伊莱·西尔弗曼说。他解释说,因为纽约警方是警察部门中的佼佼者,并且纽约打击犯罪的模式已被引进至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等各大城市。甚至在美国之外的伦敦、巴黎和新南威尔士,警察部门都运用了纽约警方的执法惯例。这些地方的警方也同样被纽约存在的这些问题所困扰。

前所未有的判决

几周以来,法官谢恩德林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室内,啜饮着大杯的健怡可乐,倾听100多位多位证人的证词录音,同时在电脑上浏览实时文字记录。她审理诉纽约警方的案件已经超过10年,如今终于有机会重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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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驻美国纽约的丹麦获奖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与政治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曾经花数月时间报道纽约最贫困地区的种族歧视问题)(翻译:邹薇 倪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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