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机密档案:新疆问题

这本《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所披露的若干史实,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通过这本资料集可以清晰地看出,早在30年代苏联就对中国新疆觊觎已久,并且在之后的若干年内,一直对于新疆的局势保持高度的关注。而且此书对于观察新疆复杂的历史,对今天中共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的都知道,档案是第一手的资料。按照学者谢泳的说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因此档案在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中尤其重要。

俄国解密档案早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冷战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自上世纪90年代初,沈志华等人不辞辛苦加以披露,早已奠定了其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其新近出版的资料集《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便是这一领域重要的档案材料,有了这份材料,至少新疆史应该重新改写。

这本《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所披露的若干史实,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通过这本资料集可以清晰地看出,早在30年代苏联就对中国新疆觊觎已久,并且在之后的若干年内,一直对于新疆的局势保持高度的关注。而且此书对于观察新疆复杂的历史,对今天中共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1931年9月18日,多尔夫在给马季亚尔的报告中,详细描绘了当时新疆农民运动的情形,报告中尤其指出,新疆农民运动爆发之后,“中亚当地的维吾尔人已经建立了地下组织,以培训干部,参与新疆的运动,并且已经派人到达了新疆”,报告同时强调:“新疆有许多破坏分子,在喀什就有这样完整的组织,它的领导人是维吾尔人,是名党员,他从苏联跑到喀什,谎称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这个组织与中国暗探局和英国间谍驻外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事破坏活动,其任务就是揭发从苏联回来的革命者,并腐蚀那些在苏联的维吾尔族积极分子。”

这份报告透露的信息是多元的,首先在于,新疆的农民运动有着苏联的参与,同时新疆地区也有中亚的维吾尔族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参加,而这份报告透露的另外一个信息则在于,苏联本土也在积极培养“革命人才”,所谓的“在苏联的维吾尔族积极分子”,便透露了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员赛福鼎·艾则孜,1935年赶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新疆工作,1944年参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的“三区革命”,以至于后来毛泽东称赞“三区革命”“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苏联当时不仅仅为新疆培养“革命人才”,而且一度向新疆出售武器。1932年6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显示,当时苏联向新疆出售了8架飞机、若干航空炸弹、子弹、汽油和其他一些军事物资。次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会议专门让多尔夫做了关于新疆工作的报告,同时成立了由萨法罗夫、王明等人组成的委员会,为新疆制定行动纲领。会议还决议为了获取情报,派遣新疆同志回国,责成米夫等人负责这一工作,同时通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殖民主义研究中心开办情报学习班。1934年9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会议记录显示:“按照预期的意见,学年结束后,可以把新疆同志派往国外工作”,时隔近两周,王明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报告,认为由于中央苏区在江西出现困难,建议共产国际考虑将四川、新疆“苏维埃化”“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

2但是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两边押宝,一方面试图培养新疆的共产党势力,另外一方面也和“新疆王”盛世才接触。1938年9月,斯大林和盛世才进行了会晤,双方谈论的问题相当之多,从新疆的矿产到新疆的商贸,当时盛世才带了一些礼物送给斯大林等人,斯大林担心蒋介石知道此事后会认为盛世才贿赂苏联领导人,盛世才解释这是中国的习俗。苏联方面告诉盛世才只有他带着他们赠送的礼物离开苏联,苏联方面才会收下盛世才的礼物。

同时苏联方面也和国民党密切接触,1938年11月,苏联驻中国代表鲁加涅茨和孔祥熙会谈,讨论中苏交通问题,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在次年和蒋介石、周至柔等国民党高层多次接触。1943年潘友新还曾经和吴国桢多次会谈,潘友新的这些会谈都被标明“绝密”字样,可见当时苏联方面和国民党接触时的谨慎。

1945年之后,苏联方面和国民党的接触更加微妙,由于涉及到外蒙古和新疆,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接触频繁,中国方面派出了宋子文、蒋经国和斯大林多次会谈,力争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但是斯大林坚持认为要“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实际上也就是坚持外蒙古独立,双方同时也就新疆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做了交涉。但是就在蒋介石被迫放弃外蒙古之后,新疆发生了暴动,暴动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都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在第一时间回见彼得罗夫提出交涉,但是苏联方面矢口否认。

此时苏联已经决定全力支持中共,1946年周恩来与彼得罗夫秘密会谈,双方就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展开了对话,彼得罗夫详细询问了周恩来对于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没有和谈诚意,彼得罗夫还详细询问了双方在东北的力量对比,显然此问暗含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周恩来在会谈中高度赞扬了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引起了苏联方面的重视。

张治中后来在中共占领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2月,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恢复苏联和新疆的贸易以及经济合作,当时是张治中向苏联方面提出的请求,但是苏联方面认为此时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和新疆进行经济贸易合作,会被理解为在政治上支持南京政府。次年1月米高扬访问中国,呆了两个月,9月份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其与中共高层的对话。有意思的是,张治中此时已经倒向中共,并且为中共拿下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40年代张治中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所以他以“老上级”的身份曾经两次给新疆陶峙岳总司令发电报,劝其向中共投诚。

而在此时,由于蒋介石已经下野,国民党败退的局势已定,李宗仁代理总统,苏联也重新考虑和新疆的贸易问题,当然这一举措已经毫无意义,看上去更多的是表面上对于国民党的支持。这一年6月,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出访苏联,就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展开磋商,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了革命的形势和即将展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函件中,转交了毛泽东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同意派遣邓力群到新疆主持工作,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电报中还提到了中共预计在冬天占领乌鲁木齐。

果然在1949年年底,新疆被中共接管,陶峙岳部队在彭德怀的领导下接受改组,成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新疆存在着民族宗教问题,但是最要紧的是财政和经济问题,这方面必须要依仗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要求尽快建立苏联和新疆之间的正常贸易,同时彭德怀提出要延长从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到哈密的航空线,以保证新疆工作的顺利展开。

31950年,中苏之间在新疆的合作正式展开,成立了金属股份公司、石油公司、航空公司,同时还援助新疆建设铁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会见苏联代表尤金时,对于斯大林提出了相较于苏共二十大较为克制的批评,双方此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苏联撤回在中国的专家之后,北京正在上演大型艺术片《永恒的友谊》。1963年10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决议在塔什开设维语无线广播。次年6月,苏共中央决议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此时中苏关系已经全面破裂。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中苏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965年苏联方面曾经考虑委托代表团在北京与周恩来会面。在一份文件中苏联认为双方都有必要通过努力来实现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但是最后还是没能挽回中苏关系持续性的恶化。尤其在70年代中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调整了外交方针,一度和日本往来密切,日本要求收回被苏联侵占的“北方四岛”时,中国官方媒体甚至一度表示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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