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律师为马航家属出谋划策

专门代理航空事故诉讼的莫妮卡·R·凯莉(Monica R. Kelly)上世纪70年代的秘鲁长大,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周游世界。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光明之路(Shining Path)运动发起了游击战争,秘鲁国内暴力蔓延,凯莉一家移居美国,这让她被迫放弃了进入秘鲁政府机构的志向。她决定以一种相当不同寻常的方式,实现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作为航空事故律师这个细分职业的一员,乘飞机往返于世界各地,与空难遇难者家属见面并担任他们的代理人。

前不久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凯莉表示,有13年从业经验的她坐飞机的时候非常多——她说自己一年中大约有四个月时间出行在外——总会稍稍觉得“害怕”,因为她了解“飞机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东西”。她通常会带上儿子,12岁的罗伯特(Robert)现在上7年级。

在京期间,凯莉和她所在事务所的其他同事一直在和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370航班的乘客家属见面。该航班于3月8日神秘失踪,据推测已经在印度洋坠毁。她所在的事务所里贝克律师事务所(Ribbeck Law)总部位于芝加哥,创办人是她的兄弟曼努埃尔·冯·里贝克(Manuel von Ribbeck)。过去三周多时间里,失踪客机乘客的亲人一直聚集在丽都酒店等消息。许多法律团队突然涌入这里,基本上都是中国和美国的团队,她所在的团队只是其中之一。

但鉴于尚未找到那架飞机的残骸,很难追究责任,提起诉讼也还为时尚早。凯莉说自己一直在以专业、同时也比较个人的态度和乘客家属交流。上周的一天晚上,她在酒店房间里接待了七八名家属的深夜来访,当时她正准备换上睡衣。她说自己和他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他们提了一些问题,比如:因为那是一架波音(Boeing)777飞机,那么他们能在美国提起诉讼吗?这需要多长时间?家庭成员中谁可以起诉?他们需要准备什么证明文件?他们必须要去美国才能起诉吗?

尽管和家属见面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获得赔偿,但凯莉说她也发现自己在安慰乘客亲属。

“在中国,安慰他们有点难,”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她坐在丽都酒店对面一家餐厅的天台上说,她儿子坐在她身旁。她说,许多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与她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见到的乘客家属形成了对比,那里的许多家属是穆斯林,相信有后世。

“所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很难;他们死了,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她说。

凯利说,但“我过去听了其他太多家属的经历,所以我告诉他们,其他家属是怎么应对这种事情的”。她曾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和英格兰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学习法律。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觉得那架飞机上的那个亲人是快乐的,正在做他或她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对他们来说,那个亲人是个很好的家庭成员,”她说,“当我和他们说话时,我不仅仅是代理律师,我几乎像是个心理学家。”

律师之间为担任乘客家属代理人而产生的竞争一直很激烈,因为对每名乘客的赔偿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凯莉估计,赔偿金额要视乘客的背景以及调查人员最终认定的坠机原因而定。

尚不清楚里贝克律师事务所会在马航这次事故中担任多少乘客家庭的代理人,但她说,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乘客家属开始联系她所在的事务所了,因为这些家属看到了关于他们去年参与韩亚航空(Asiana Airlines)航班在旧金山坠机一事的代理索赔的文章。在那起事故中,两名中国姑娘遇难。凯莉说,韩亚航空坠机事故涉及291名乘客,里贝克律师事务所是其中115名乘客的代理人,事务所一年通常会接手两三起事故,那起事故即是其中之一。

但在这样一个本就常常招致伦理方面批评的领域,里贝克律师事务所也不时成为争议的焦点。上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这样写道:

“这不会是里贝克律师事务所及其雇员第一次因为操作手法而受到批评。去年韩亚航空坠毁事故发生后,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建议伊利诺伊州监管机构对该所进行调查。根据相关美国法律,律师不得在空难发生后的前45天不请自来,主动为招揽业务和受害者接触,而有人投诉该所律师违反了这项规定。”

“伊利诺伊州律师注册和纪律委员会(Illinois Attorney Registration and Disciplinary Commission)没有确认正在展开相关调查,周五也拒绝对这项2013年建议的现状置评,”凯莉称这些报道不实,还表示该所没有接到有关投诉的任何信息。

另一项争议是,该所上周就马航飞机坠毁事故对波音公司提出了两项信息披露请求,但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Cook County Circuit Court)的一位法官周一驳回了这些请求,认为这有失妥当且毫无根据。

这名法官批评里贝克律师事务所无视库克县巡回法院之前的判令,即要求他们不再提出这类申请,称它分别在涉及韩亚航空和老挝航空(Lao Airlines)的致命坠毁事故中提交了类似的申请。她说,如果它再这么做,她将对该所“进行惩罚”。

当问及这些请求时,凯莉说,她的律所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请求就紧急事项获得更多信息,例如这架飞机零件生产商的身份。她说,“法官同意与否”取决于法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策略,而我们经手的所有案件都十分成功。”

在中国,里贝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显得格外忙碌。凯莉说,她的中国同事威廉·王(音译)多数时间在上海,但也已经在丽都饭店停留了将近一星期,会见各位家属。凯莉说,她也正在北京寻找合适的办公空间。她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行,而且如今多数的空难事故中都有至少一位中国公民,里贝克律师事务所希望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以扩大在中国的影响。

凯莉说,这些年处理航空灾难案件,她“什么事”都见过。她曾代理过一个案子,其中死于空难的男子竟然有两位妻子。在两人分别提出保险理赔申请之前,她们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凯莉常常需要和保险公司较量,计算如何将人命的价值折算成钱。她提到曾代表死于空难的一位西班牙男子的家人进行索赔,此人生前在非洲为穷人传道。她说,他常年睡在帐篷里,一度还感染了疟疾。保险公司说,因为他没有收入,所以赔偿额为零。她说,“我们当然拒绝接受。”按照这一逻辑,“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也不曾有过任何收入或者需要她抚养的亲属,那么她的价值也为零。”她说,他们最终达成了一项财务协议。

但是凯莉说,有一件事是她永远都无法习惯的,那就是会见在空难中失去孩子的父母。“这总是让人心碎,”她在回忆起一次与客户会面的经历时说。此人唯一的儿子在空难中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出现了自杀倾向,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会给你钱?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能为这些家庭做些什么,你能保护他们的权利,”她说。“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我们提起诉讼的一些国家,安全得到改善,改变也已出现,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驱动力之一。”

凯莉说,尽管要时常面对情感上的挑战,她仍然热爱这份工作。

“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死去,”她说。“对我来说,这不是工作,这就好像是一场永不结束的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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