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为何不满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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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在圣保罗,警察在地铁站内走过。导致地铁系统瘫痪的罢工已经进入第五天。

里约热内卢——自从上世纪80年代结束独裁统治以来,巴西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无数骄人成绩,比如,通过扶贫项目让数百万人跻身中产阶级,曾受到独裁统治打压的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总统,此外,巴西蓬勃发展的热带农业正在为其他国家提供粮食。

但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巴西人没有团结在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上述成就,恰恰相反,由于举办这个盛大赛事的成本不断上升所引发的不满不断发酵,加上后繁荣时期的低迷经济打击了乐观情绪,一种愤懑的情绪正在让许多巴西人对立起来。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本周四开幕,将有32个国家的队伍参赛。

尽管在2007年有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庆祝巴西赢得世界杯主办权,如今,愤怒的罢工活动却正在搅动巴西各大城市。在巴西队和克罗地亚队几天后举行首场比赛的圣保罗,周一,防暴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了罢工的地铁工人。从罗纳尔多(Ronaldo)到罗马里奥(Romário),巴西足球界的传奇人物都在表达着对该国混乱准备工作的失望和愤慨。巴西已经五次赢得世界杯,是获得这一殊荣最多的国家。

研究足球如何塑造巴西民族身份的历史学者安东尼奥·里塞里奥(Antonio Risério)说,“这是我在巴西所见到的世界杯之前最奇怪的氛围。”

只有34%的巴西人认为,世界杯将对该国经济有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巴西经济已经连续四年增长缓慢。对全国任意挑选的1003名成年人面对面的采访调查发现,39%的人表示,世界杯实际上将有损巴西在世界的形象。

巴西有超过2亿人口,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对于主办世界杯一事,人们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上周在巴西利亚接受采访时,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为使用国有银行贷款来修建豪华的世界杯体育场进行了辩护,她说,巴西人正全力准备迎接世界杯。

“世界杯越临近,巴西人对足球的热情就越高涨。”罗塞夫说。

但在这个大选年,政治分析人士正在为世界杯的结果可能对大选产生何种影响争论得不可开交,尽管罗塞夫政府显然希望本届比赛不会因为严重问题而受到影响,而且巴西国家队能够有强劲表现,她所说的那种热情的迹象似乎仍然寥寥无几。

这种不满情绪有一部分是针对世界杯的准备工作,但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家走向的更深层次的潜在的焦虑。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反政府游行活动接连不断,这些游行反映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对更好的公共服务的诉求。

尽管国家队在许多地方仍然会受到热情欢迎,本月,在里约热内卢,球员们需要穿过夹道的抗议者,才能前往他们位于附近山中的豪华培训营。领导抗议活动的罢工教师的口号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价值高于内尔马(Neymar)。”

《环球报》(O Globo)的专栏作者阿纳尔多·布洛什(Arnaldo Bloch)说,“关于国家队是巴西的财富,是我们的身份、文明和热情传统的象征的说法,已经没有人再买账了。”

尽管世界杯引发了紧张情绪,许多巴西人说,巴西拥有热情好客的传统,而且总是能在最后时刻把复杂的活动组织起来,比如2007年的泛美运动会(Pan-American Games),以及去年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到访的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活动,那是一个由天主教青年参加的国际会议。

一些人认为,如果巴西队开始赢得比赛,围绕这次世界杯的乐观情绪就会升温,轻松超出较低的预期。这是巴西1950年之后首次主办世界杯。“人们担心的是花了多少钱,”巴西利亚48岁的居民楼门卫若泽·艾华拉度·贝泽拉 (José Evaraldo Bezerra)说。“但一旦我们看到了比赛,人们就会开始狂欢。”

不过,人们对本届世界杯大约110亿美元的主办成本仍然普遍感到愤怒,其中包括为建设球场发放的补贴贷款。建设了球场的城市包括,首都巴西利亚;库亚巴,一个遥远的农业中心;马瑙斯,一个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工业中心,在那里,喜欢足球的人并不多。

当被选为主办城市时,超过10万人在马瑙斯举行了庆祝活动,但如今,人们的情绪已经转变。“像马瑙斯这样的城市为什么需要一个昂贵奢华的体育馆?体育馆几米之外的阿尔沃拉达社区连人行道和污水处理系统都没有,”马瑙斯的作家米尔顿·哈透姆(Milton Hatoum)说。

在巴西这个蓬勃发展但仍不完美的民主国家,还有一些人在质疑,在政府机构已经难以应付更普通的事务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主动寻求这样大规模活动的主办工作。这种言论暴露出的问题可能是世界杯的遗产之一,甚至可能成为其他跃跃欲试申办世界杯的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是一个即兴而为的国家,这个特点让我们的足球运动大放异彩,也让我们面对任何项目都气定神闲,”巴西新闻类周刊《时代》(Época)的编辑埃利奥·古罗维茨(Helio Gurovitz)说。“我们的规划是糟糕的,监管更糟糕,把一切都留到最后一刻,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他补充说。“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把事情搞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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