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会议员密集访华

8月11日晚,题为“外交学会与美国国会”的图片展及招待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除了由美亚学会、美亚基金会、美中政策基金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四个机构邀请访华的140多位国会助手外,正在京访问的美国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罗恩·怀登、纽约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罗伊斯·弗兰克尔以及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史蒂文·斯托克曼出席了活动。

面对国会山庄的老同事们,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显得很激动。不过,这位政坛老将在致辞中绕开了斯托克曼的名字——不仅是因为斯托克曼即将退休,更因为其极端的茶党立场。但对中国而言,党派之争并不重要,按照应邀与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的介绍,整个8月将有35位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访问中国,其规模堪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从华府来的商队:目标不同

就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招待会几小时前,接替鲍卡斯出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怀登在其前任的陪同下,会见了分管关税与对外财经交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虽然没有任何细节公开,但外界认为,其谈话内容涉及到中美经贸,特别是进出口关税议题。

实际上,怀登等人的中国之行目标有些杂乱。马洛尼被期待与中国政府接触、为纽约城争取一对熊猫;2012年刚刚当选的弗兰克尔是作为外委会成员来中国结交新朋友的;即将退休的斯托克曼则纯粹是告别旅行

在怀登到访前后,两个组织化较强的国会众议员代表团先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8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中国深圳,并于当天下午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振怀会面。作为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鲍勃·古德莱特声称,“深圳是中国美国企业的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厂房所在地,特地绕道来此,就是因为对深圳有着更多关注。”这番表态的潜台词还是知识产权议题。

果不其然,两天后,古德莱特一行抵达北京,在拜会了分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后,特地争取到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见面的机会。按照中方的报道,古德莱特“希望未来双方能够在相关专利法律法规以及专利审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以期共同推动两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与古德莱特“先南下、再北上”相反,8月中旬来访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代表团第一站选在首都北京。8月16日,由比尔·舒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得到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接见。依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这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在李克强面前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信心,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回应,李克强强调了中国高铁、高速公路方面先进技术的走出去战略,重申愿意积极参与美国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因而,此次会谈也被解读为是中国“高铁外交”的又一成功体现。

两天后,舒斯特一行南下香港,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梁特首向美国客人介绍了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新跑道系统、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等项目情况,还希望香港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超级联系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作为舒斯特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南卡州共和党人马克·桑福德曾表示对上海的港口和机场建设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人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经费,他们不像美国这样,在土地使用和资金投入上的限制宽松很多”。据悉,除了桑福德本人因离婚而只与儿子同行外,其他7位议员均携配偶一同来华。与怀登或古德莱特受非官方组织邀请不同,舒斯特一行的费用全部由国会众议院拨付。

上述三个国会代表团的共同之处,在于希冀为美国谋求商机、获取利益,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这样的商队式访问出现在所谓的选区服务时段,不但能向选民交差,还可以成全游览东方古国的消夏之旅。

访问地的再平衡

从资历与在华府的影响力来看,这三位“团长”从强而弱的顺序依次为怀登、古德莱特以及舒斯特。但从获得接见的礼遇看,舒斯特一行最高。究其原因,舒斯特代表团涉及议题单一,且中国具有一定基础与优势,与美合作空间较大。而知识产权争议仍颇多,且古德莱特的司法委员会还管辖着人权等敏感议题。而令中国更不高兴的举动,却是怀登做出的。

8月7日结束韩国行程后,这位65岁的民主党人携夫人飞往台湾,坐到了马英九的面前。根据台湾当局公布的信息,这次会面涉及到了美国对台军售F-16C/D、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台美的投资协定以及台湾加入TPP等多个议题。怀登算得上是长期支持台湾的华府大佬之一,这也是由于台湾与俄勒冈州密切的经贸往来——台积电、鸿海等企业在波特兰都有着大规模高投资。 

离开台湾后,怀登与参议院同事、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席成员鲍勃·科克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会合,拜会了菲总统阿基诺三世。一道访问菲律宾的还有4位国会众议员,他们全部来自拨款委员会国防分委员会,掌握军费大权。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只称此访旨在帮助议员们了解更多菲律宾的情况,但他们的身份足以说明美方关注的议题以及菲方的期待。?与怀登类似,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虽然首站选在北京,但也将台湾作为第二站。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主席霍华德·麦基翁为首、5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抵达北京后才获悉将不会与中国外交、国防部门负责人会面,更不能实现他们参观中国航母的期待。不过,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仍旧与麦基翁一行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回到华府后,麦基翁称,“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对话”。随后几天,麦基翁代表团又先后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在关切朝核问题的同时,对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给予了明确支持。相比于怀登和麦基翁,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席成员鲍勃·科克索性选择绕开中国,直接访问越南、菲律宾等国。

这些国会议员在对中国大陆密集访问的同时,也呈现出对周边特别是敏感区域的访问。这可能是一种外溢效应,但更体现出美国国会对于行政部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高调认同与支持。

国会对华外交新常态

一般而言,国会议员的密集出访,在选举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4月底时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利用选区服务时段外访中国,随后因疏远选区而遭遇初选失败之后,选情吃紧的议员不敢重蹈覆辙。从不完整的访华议员名单观察,其中大都是选情相对乐观者,极少部分是不改选的参议员和已经宣布退休的众议员。

在8月4日到9月5日这个漫长的选区服务时段内,大多数州的初选已尘埃落定,完全可以安排一次一到两周的外访,将选举中关注的议题很好地加以阐释、纳入行程,对选情或许会事半功倍。

不可否认的是,驻华大使的国会背景也是促成国会议员代表团密集来华的重要原因。鲍卡斯获得提名之时,就有观点认为他会将国会带到中国。长期以来,国会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不和谐背景音,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国会所持有的态度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一定是至关重要的。相应地,国会议员也有动力从各个议题、持有不同立场地关注中国。而鲍卡斯为这种关注提供了一座桥梁。换言之,鲍卡斯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已经开始显现,这种国会对华外交的新常态也需要北京一段时间的适应。

对大陆政府而言,适应这种新常态可能需要更多软身段。这种软身段不仅是高规格接待舒斯特们,更要同样重视麦基翁们,甚至有必要专门邀请更多的麦基翁们来华访问,同时也不必太在意国会议员的其他行程。议员在外交意义上的象征性极为有限,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实际影响力却不可低估。在无法以压促变的情况下,不如迎难而上,跟怀登、麦基翁们多谈谈中国政府在南海、东北亚以及台湾事务上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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