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弱政府

    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于是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现在很少人再可以这么说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很多人趋向悲观。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这一波全球化到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弱政府现象。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弱政府是个普遍现象。

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西方比较典型。全球化在西方首先发生,其出现的问题具有标志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实际上,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经济主权的消失已经弱化了主权政府。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要素,例如经济道德的消失、就业的困难、税收的减少等等都在弱化着主权政府。如果这些是经济面的因素,那么西方民主的转型更是弱化着主权政府。

历史地看,西方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或者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强化政府,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体。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

首先是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凭借其“人口”的力量,要求政治参与,要求普选权。继资产阶级之后,工人阶级也变成进入了政治过程的社会群体。其次,促成了劳动关系的变化。之前,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第三,政府和资本分离也促成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制度的确立。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现象,也曾经在西方长期存在——环境污染、工业事故、毒食品等。但随着政府和资本的分离,政府开始有条件来确立制度,规制资本的运作。第四,在社会制度上,西方开始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制度转型。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掘墓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资产阶级产生和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即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并不注定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资本主义先发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崛起不仅没有“埋葬”资产阶级,反而拯救了资产阶级,促成资产阶级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工人阶级则的确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国家政权并不像先发展国家那样,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充当一个协调者,而是和劳动站在一起。

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这使得西方民主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之后,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少数种族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进入政治过程,民主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说完成。不过,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第二,民主政治所给予的权利大多只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自由、参与等一系列人类所向往的原则,但并不是说民主化了之后,这些权利就会自动实现。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本质来说,是政治权力危机和国家政权危机。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产生的互相否决政治,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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